试论政府责任模式的创新与整合

任何政府都要建立一套责任模式或体系，这样才能在社会广泛的支持下运作，实现管理的有效性。责任模式，在这里的基本涵义就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种架构或框架。对于实现政府的责任以及对政府责任的研究有几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工具主义的途径，即把政府责任视作是一种实现政府目标的工具，这也是从纯粹的管理的视角来研究并追求政府的责任。另一种是规范的视角或者是制度主义的视角，除了关注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性之外，还区分不同的责任体系，比如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责任，不同政府之间的责任等。     

中美法律工具主义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中关两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面对相似的社会背景、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存在滥用的危险。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产生和适用的前提不同、哲学基础不同、法院系统差别巨大。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启示：应充分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增强司法者承担运用法律工具的角色位置和角色能力；重视研究行动中的法律，摆脱法学研究的教条化；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滥用进行限制。     

政策工具中的志愿者途径浅谈

政策工具研究中的志愿者途径是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它作为政策过程中的工具性途径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志愿合同、志愿协议、志愿标识和志愿诉求。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志愿途径的政策工具服务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所在。     

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文汇报》6月5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成良的文章认为，要树立法治观念，就必须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法律工具主义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强调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法治社会，人民通过设立政府，让官员执行法律。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新制度主义研究方法及其对伦理学的启示

新制度主义肇始于经济学,近年来发展为具有学科特征的研究方法。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在试图解释制度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三种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研究的这一路向对伦理学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警民关系建设的路径偏失与矫正——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当前警民关系建设的困境在于路径选择的偏失:完全的工具主义态度导致警民关系建设价值层面缺失;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不成熟,使警民关系建设缺乏支撑力量而流于表面化;对政治文化中核心价值的深度挖掘不足,导致警民关系建设断裂和位移。现阶段警民关系建设路径选择,应摒弃工具主义思维定势,恢复警民关系建设的原初理念,推进价值层面的范式转换;应加大公民社会建设力度,大力培育现代公民,促进制度环境再造和优化;应建设优良的政治文化,彰显政治文化的价值,为互动合作警民关系的成长提供可能空间。     

政府工具识别分类新捋

识别分类是政府工具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依从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基本逻辑关系,在学界已有分类基础上,以规范作为基点,可以将法律、政策和制度作为同一类型的政府工具;基于行政法的特殊功用和与政府规制存在诸多交集的双重立意,可以将行政执法单列出来作为一类政府工具;此外,以非强制性作为主要特征,可以将市场化工具、社会化工具、道德教育工具和文化宣传工具归为综合性的政府工具。运用政府工具的重点在于选择,要控制好选择匹配的各种影响因素;要学会辩证思维,认真分析工具运用面临的挑战,积极寻求提升工具使用效能的路径。     

司法独立的悖论

司法独立在理论上和舆论上受到无比重视而在实践中却不如人意,其根本原因在于司法独立本身是一个悖论:司法独立的理由正是司法不独立的理由。在国家权力运行中存在着司法工具主义的惯性,宪政主义试图改变这一惯性。两种力量较量的结果,决定着司法在多大的程度上得以独立。只有认识司法独立中存在的这一悖论,才能更深层次地认识在很多国家司法实际上不独立或者很大程度上不独立的根源,从而为进一步的制度构建奠定认识基础。     

政府培育社会组织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

王世强在《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12期撰文认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主体，其作用日益凸显。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我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发展历程，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基础型工具、分配型工具、市场化工具和引导型工具。在选择政策工具时，政府应该考虑政策目标、政府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等因素。     

政策工具选择的系统模型研究

如何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是政府管理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政策工具研究的兴起使学者们和实践者找到了一种改善和提高政府绩效的新途径。本文从政策工具的内涵研究开始，结合西方政策工具选择的经济学模型、政治学模型和综合模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影响工具选择的因素构建为一个系统模型，希冀有助于提高我国政府绩效。     

在积极与消极之间：司法审查哲学刍议

司法审查主体的司法哲学直接决定着司法审查是否启动及其最终结果是合宪有效判决还是违宪无效判决.司法审查哲学分为两种:积极主义和消极主义.这两种哲学立场在司法审查中彼此较量,从而在司法审查实践中形成了四类司法审查哲学样态,即典型消极主义、入口消极主义、出口消极主义和典型积极主义.在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司法审查时必须格外慎重.只要有可能,司法审查主体应该采取消极主义司法哲学,以回避与人大立法机关或政府行政部门发生价值冲突.而在非常必要之时则需坚决地择取积极主义司法哲学,使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得到实然的保障.这一切取决于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真正建立.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综述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种制度分析"典范",在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我国政治学界的研究和运用才刚刚起步。通过比较系统考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国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的主要观点、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内学者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理论的发展现状,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浅析西方政府规制的典型研究路径

政府规制研究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起源较早,且已成为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本文根据众多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三种典型的研究路径,即公共选择分析、制度主义分析以及公法或行政法分析。不同的研究路径从不同的视角对政府规制的现象做出了系统的解释,也为改善政府规制的实践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解决方案。     

回归公共性:“异地高考”新政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发展呈现出“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两种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精英主义”日趋成为我国教育政策的主导价值.“精英主义”导向的教育政策价值导致我国教育政策出现镜像政治、策略空间以及精英结盟等现实困境.精英主义导向下教育政策成为政府获得合法性以及精英集团谋取更大利益的工具,进而使得“异地高考”新政沦为一项象征性政策.深化公共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教育政策过程的公共性以及教育问责制的构建是“异地高考”新政公共性价值回归的路径选择.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分析

政府正确选择和科学设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工具,是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目标顺利实现的基本保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设计是一项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具体分析了国务院十二部委颁布的《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若干政策》的政策工具选择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布局及优化完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体系的途径和方法。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政府机构同构之原因分析

组织同构的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解释为组织研究提供的有力的理论工具,本文尝试着用该理论工具,从导致组织同构的三个机制——强迫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入手,从"强迫机制的强效应"与"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的弱效应"两个方面来来分析我国政府机构同构的原因,以期探索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胡适与"好政府主义"论析

20世纪20年代胡适揭橥张扬“好政府主义”。本文试从其社会背景及其思想体系入手解析胡适这一政治思想。20世纪初期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糅合,形成了胡适这一时代孤独者的性格和思想。他终生坚持自由主义,服膺实用主义,崇尚实学,对社会现状并非消极对待,而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关心和参与政治,“研究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他的政治哲学观是政府工具主义,主张“好人”———社会精英努力共建好政府,为民众谋福利。“好政府主义”的实践虽然失败了,但我们看重的是其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一些积极意义。     

美国府际关系及其演进——一种联邦主义解说

府际关系,即国内政府间关系,直接关系政府的稳定和治理效率。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美国,其府际关系的建构及其演进历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而联邦主义则是我们剖析该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美国府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均与联邦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