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社区场域的政社合作：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行动-结构分析

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是社区场域中政社合作关键现象。既有制度理论研究尚未从结构能动性层面解构政社合作关系特征，故引入“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出社区二重性结构中存在着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的政社合作。深究其里，发现政社合作缘起于理性化、反思性以及合作动机作用，从而实现结构改造；政社合作动力机制在于时空因素促使政社双方以展示互惠善意的方式合作，从而以最小交易成本满足双方发展目标；政社合作特质表现为行政层级制驱使政府压力传导、实用主义思维作用项目绩效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在“管家”角色中产生的取信导向。作为理性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施压-取信”合作机理。政府间接实践自身对结构改造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自主行动空间。因此，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将会在社区场域中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这就为社区政社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思考。     

资源依赖:我国社会组织自治权保障的一个框架

自治权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是社会组织自身使命得到良好贯彻的重要保障。尽管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地位不断得到了加强,但社会组织自治权仍处于偏弱地位,社会组织独立寻求治理空间依旧存在不足。借助资源依赖理论,本文认为社会组织自治权出现的偏弱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政府在服务能力资源和民意资源等方面上对社会组织是一种选择性依赖,而社会组织在形式合法性资源和资金资源等方面上对政府是一种必要性依赖。因此,实现和保障社会组织自治权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对称性资源依赖关系。政府需要通过改革双重管理体制、推进政府服务购买等方式释放依赖性资源,而社会组织需要通过资源转化和资源拓展战略来构筑抵消性力量。     

公共服务均等化中政府的“双重困境”及其修正

万方在《行政论坛》2014年第3期撰文认为，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往往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资源不足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做不了”困境；二是民众理性无知产生的“不便做”的效率与公平困局。面对这种形式的政府失灵，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超越单一行政组织分析的高阶组织集视角，指出政府之外作为环境的社会组织对其的支持作用，同时更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一种依赖关系，而通过优化社会情景、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规范权力的分配结构等三个方面强化这种依赖关系，是消解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两重困境的可行路径。     

“悬浮”的项目：对基层政府策略性行为的考察

以财政为核心，项目制重塑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基层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层体系自上而下的控制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然而，在项目制的运作过程中，基层政府也会使用一些反控手段，采取策略性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利益需要，这些策略性行为表现为对上级政府的指示予以服从性回应的同时，运用非正式手段运作项目，对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既支持又控制。基层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导致项目的“悬浮”，即项目的建设目标设定、内容设置、服务需求认知等都“悬浮”于公众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之上，项目的建设效率得以提升，但社会服务供给效率却未能满足。基层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发生，主要有模糊的政策信号及“条块”间冲突、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同构压力、双重治理逻辑间的张力、压力型体制下多目标的工作环境、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等因素的推动。     

合作的解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政社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构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场景”。然而,为什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政社合作关系经过“解构”迈向了多元复杂类型？基于项目执行过程的微观情境,本文提出了政社关系演化的“政绩共享-资源庇护”解释框架,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处于“非对称性依赖”格局,基层政府因其在地化的资源动员能力主导了政社合作的“解构”过程。第二,理性的基层政府权衡政绩共享收益和资源庇护责任之后确定了政社合作的“重构”方向,即合作、俘获、限制、替代等多元化关系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决定其互动关系走向,政府主导的“资源的权力网络”使得政社关系转向了“合作的解构”。研究结论为理解政社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推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政策启示。     

依附式合作: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转型的新特征

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发生着深刻转型:合作正取代控制,成为一种主导性关系模式,并呈现出依附与合作并存的复合特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两个案例,讨论这种依附式合作何以形成、如何形成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分化的制度环境(内向型与外向型)中,政社合作实践依次经历共识达成、关系建立、秩序维系三个阶段而不断趋同,最终形成依附式合作形态。不过,二者的形成机制有所不同:前者遵循"政府授权—体制内吸—规则强制"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制度性依附;后者遵循"政府赋权—体制外育—资源诱导"的合作逻辑,形成了一种资源性依附。这表明,当前社会领域中存在一种"双向运动":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让渡制度空间、释放运作资源的同时,又以新的、更为精细化的方式回收控制权与再生产着社会组织的依附性。     

当代中国政府引导能力刍议

政府引导能力是指政府在引领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时所拥有的资源与能最，是一种依凭“软”资源要素的政府能力。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政府通过政府引导能力所发挥的政府引导职能无论是在内容实质上还是作用效果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越来越重视在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提供的基础上，充分动用政府所掌握的文化资源、价值资源、信息资源等“软”性政府能力要素来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力量来进行社会自治与社会管理。今后，我国政府会一如既往地提升引导能力，增强中国自身的社会能力，完善中国的市民社会，顶住全球化的冲击和压力以平稳顺利地度过社会的转型时期。     

论我国公民社会的构建——以广东省社会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为视角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人,公民社会的构建日益成为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热点话题。在当代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对社会生活采取的“政治社会一经济社会一公民社会”三分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公共领域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培育和规范管理大量社会组织,能有效弥补公共服务及社会管理的“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建立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形成政府与民间“共同治理”的结构。     

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冲突及其优化路径

基层条块关系主要是由上级职能部门(条条)与下级地方政府(块块)之间的关系构成。基层条块冲突的成因既有组织结构设计的内生缺陷,也有政府间职责同构、事权不清等体制机制原因所致。基层条块冲突突出体现在权责不对称、协调困境、各自为政以及管理不顺等方面。优化基层条块关系需遵循属地化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原则,从职能设定、权责关系调整、财力保障、机构编制、运行机制、配套政策等各方面综合考虑,系统推进,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管理服务重心下移、权责与资源相匹配的总体目标。     

“政社合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其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等举措,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改革双重登记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等措施,以解决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面临的注册难、监督“缺位”、人力财力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树立“社会企业”理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以解决自身发展能力、公共物品供给、功能定位等问题.     

从理性互惠走向情感联结：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

在商业与社会领域的跨部门合作实践中，企业与社会组织何以构建良好、稳定、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联合的力量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日益成为业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考察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五家企业基于“希望工程”公益项目的合作经历，可以归纳提炼出企业与社会组织可持续跨部门合作的形成机制：合作初始阶段，理性面向的交换互惠机制在合作动机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双方基于交换关键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共同目标构建伙伴关系；进入合作成熟阶段，情感联结机制成为企业与社会组织能够维持长期合作关系的关键，双方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完成了信任强化与价值共创，使跨越部门边界的组织之间产生了超越理性的情感联结。正是理性与价值两种逻辑机制的交互与融合，共同推动了商业部门与第三部门可持续合作的实现。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企业与政府合作何以可能?——非对称资源依赖条件下的组织间关系动力北大核心CSSCI

资源依赖和缓解资源依赖的努力既塑造了组织间合作,也抑制着组织间合作的限度。组织资源依赖研究较多探讨了常态非应急背景下资源需求和准备较为平衡、合作者以市场主体身份出现的对称相互依赖条件下的合作,对于应急合作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条件下、具有公共权威的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非对称合作研究较少或只侧重单向依赖关系,对组织间应急合作动态过程更缺乏深入理解。本文尝试从政府权威和企业社会责任、互惠、合作固化三个维度,分解组织破解资源依赖和维持自主性的合作动力发展逻辑。通过分析应对新冠疫情中口罩生产和隔离酒店服务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过程,揭示组织间先集中资源应对疫情、后通过互惠和制度化增强合作可持续性的努力。本文理论上有助于揭示组织间合作过程中的资源动机,并为提高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企业与政府合作可持续性和应急韧性提供政策启发。     

政府公信力:属性、结构与本质

从类型看,政府公信力属于政治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涉及到社会组织与公众对政府公共行政行为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和评价,是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自身形象在行政客体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认同.在属性上,具有公共信任而非私人信任关系、无形而非有形资源以及主导性与系统性三方面的特征.按照信任对象来划分,政府公信力的结构类型可分为政府体制公信力、公共政策公信力以及政治精英公信力三种.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居委会新世纪工作理路:从权力化向权利化回归

居民居住形成的区域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其管理应该是公共性、自治性的。从社会结构看，居民自治、村民自治这一块不发育，完全以政府行为来实现杜区管理边际效能，成本相当高昂，在社会调控层级结构上，也是残缺不全的。 居委会的职能到底是什么？可以有两种理路：一是自上而下纯粹以延伸政府功能为主旨，成为政府神经之末梢；二是自下而上履行居民自治功能，成为居民自治组织载体，有点类似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低层次意义上）。前者与计划体制相适应，而后者则是市场体制的必然要求，是与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以法治国的战略方向…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亟待开发的制度资源--非政府组织在"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

完全意义上的区域合作实质上不是由政府独家完成的。在区域发展中,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制度资源,更有其难以替代的优势。本文倡导建立一种非政府组织合作与政府间合作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希望能够利用非政府组织边界模糊、结构灵活、手段弹性、包容性强、成员异质性高等特点,化解政府间合作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将充分依赖政府间合作已形成的基础和积累的成果,按照中央关于长三角发展的政策部署和既定的发展方向,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建设提供新的选择。     

试论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

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使中国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成为现代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责。合作互助是风险社会的政府应急管理基本理念之一。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一体化”应急机制的失灵,政府的应急管理必须走与社会合作互助之路。在“服务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下,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在打造一个“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当公共危机突至时,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网络,提高应急管理与服务的效率,避免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论强关系的凸显与当前我国社会分层

自改革以来，强关系在资源和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日前凸显，加剧了资源封闭，促进了精英的再生，增强了阶层结构刚性，阻碍了低层阶层的向上流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是由于政府法律、制度、政策不够完善，相关职能部门的执行能力弱化以及功能异化，导致人们有可能或不得不转而依赖强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强现代社会建设和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同时，努力完善制度政策，加强相关部门职能建设，加快制度结构调整，形成政府、市场与以弱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之间多元并存、相互制约、相互弥补的制度结构，为促进合理的社会分层机制与社会阶层结构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