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成为“我们”

一扇大门的打开，除了表明主人出外的欲望.同样也是欢迎入内的暗示。双向的交流永远是最成功的互动方式。于是当济南交警钻入群众内心、体察群众多种需求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让群众进入自己的世界.让“他们”变成“我们”……     

走下“过山车”——关于对“80后”认知问题的一些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对“80后”的认知中，存在着“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的现象。这与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有着直接关系。成人社会的认知障碍，主要与“80后”的独生子女身份、改革开放以来种种新生事物的层出不穷、成人社会期待回报的心理等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要准确认知和把握“80后”的特征和特质，成人社会必须加强对“80后”和新生事物的学习。     

奢谈“五四人”

时间在沉淀许多东西，历史的浪涛自然地把“五四”这块赤金从狂沙中滤漉而出。时间也在遗忘许多东西，“五四人”（五四时期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离我们渐趋陌生。我们这一代人（主要指７０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向往的物质东西很多，精神追求却只被作为一个“单元”置于选择的行列，并且倍受冷落。因而，对“五四人”的理想主义、个性追求和求真意识的言说俨然成为一种奢谈。理想是个崇高的字眼，至少对于“五四人”来说。刚从传统束缚的罗网中冲决出来的那一代人以全新的面貌投身于理想的美丽新世界的践履。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我”和“我们”的思考

又是一岁春色好。戊子新年开局之际，在总结去年创业创新业绩，谈及以往艰苦奋斗经历，豁达大度的人总会想到别人，真挚诚恳地讲上一句：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努力……这种善于加一个“们”的说法，让人看到了一个人的胸襟和境界。     

比较文学:从“异”出发

从哲学基础到思维方式,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多元文化的发展与各种文化之间差别的存在,使得“承认差别”成了新的世纪非常重要的跨文化研究原则。在当今后现代消解中心、多元文化并存,互动认知成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的情况下,比较文学从“异”出发的研究正切合了时代的变化。     

“中国梦”的现象学反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谈起

深化对“中国梦”的认识与理解,需要透过“中国形象”外在的现象去探寻“中国梦”的思想内涵.“中国形象”是黑格尔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对中国这个地处遥远的东方帝国进行了现象学层面的解读,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梦”的一种尝试性理解.尽管从根本上看,这一带有傲慢与偏见的“虚幻的乌托邦”的指认充满了想象与象征的意味,是一种帝国主义或种族主义文化逻辑的表达.但是传统旧梦的破碎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孕育与实现“中国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反思资源.     

论“90后”青少年团伙犯罪的心理机制

“90后”青少年群体的犯罪问题正逐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在犯罪形式与手段上由于受到网络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文章从一起“90后”青少年团伙犯罪个案入手，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与讨论，以期为社会预防矫正提供指导。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五四运动后不久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囿于个人认知和时代变迁，后来各界的评价褒贬不一，也留下了不少历史误解。其实，无论是问题还是主义，牵涉面都很广。“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就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差序—协同”: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意涵与逻辑

基层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治理主体的关系互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认知层面归因,关系互动困境源于主体认知偏误和关系认知偏误,由此导致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界定偏差。这种偏差包括界定内容不全面和界定所涵摄主体类型不完整两种情况。对此,可整合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萃取"差序"这一本土社会文化概念,将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界定为"差序—协同"关系,阐述其特征,诠释其生成互动逻辑,并提出相应实现机制。     

“家庭医生”全接触——因地制宜找对“门”

很多人都会有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的梦想，我们的健康也需要自己的“家庭医生”来守卫。 日前，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做客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参与上海“两会”期间“微访谈”，与网友就上海医改中的热点话题进行互动、交流，不少人对“家庭医生制服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90后”大学生感恩现状调查研究

“90后”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90后”大学生感恩现状调查可以发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90后”大学生普遍把父母作为自己最感恩的人；二是“90后”大学生的感恩认知与感恩行为之间存在差距。本文试图从以上两个问题着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身份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建构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如何认知世界、如何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作用的起点，国家身份认知对本国的国际秩序观塑造有内在建构的影响。本文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中华和合文化”与“全球大国”的内生身份认知，还在与国际社会的积极互动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社会身份认知。这两类身份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影响着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塑造了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立场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上”与“下”的共振

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作为新生事物，犹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已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在江北区，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加强与人大街道工委联系沟通的有效方法，形成了“上下共振”的良性互动局面。     

以“可沟通城市”理念推动红色文化传播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和社会认同的价值诉求。弘扬和传承红色文化，对于坚定“四个自信”、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城市作为一种媒介，与红色文化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互为同构、互动互促。“可沟通城市”理念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了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等路径，可以有效实现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在“两型”社会中的角色与功能——以“阿拉善”为例的分析

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是我们目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仅靠政府来解决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压力远远不够，需要扩大公共参与，发动各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解决这一问题。环保组织“阿拉善”的出现及其作用与影响，为推进“两型”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它所倡导的社会责任理念为社会环保提供了新的价值取向；它的社会参与行动模式为环保的推进提供了可持续性动力；它的高组织化、高效率的管理模式为我国环保组织发展提供了借鉴范式。     

“权”与“利”，潜规则之原罪

办事“托关系走门子”、在单位“处处与领导保持一致”、演戏靠“幕后运作身体交易”、甚至小学生都晓得“选小组长得请同学吃喝玩乐”……不知从何时开始，“潜规则”渐渐成了社会流行词。面对此类绝无“书面定义”、却宛如“既定规律”的灰色现象，有人不知所措，有人痛恨不已，更有人在其中“如鱼得水”。     

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有为”、“无为”与“不为”

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包揽一切。政府应充分发挥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公众的力量,共同推动城市发展。在“有为”、“无为”与“不为”之间,政府应把握合适尺度,处理好城市发展中当代与后代、规划与建设、形态与功能、局部与整体等几对关系。     

略论“克己复礼”的当代价值

“克己复礼”是孔子试图恢复周朝稳定社会秩序的核心主张,其使之成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规范,在古代统一时期发挥了显著作用.礼的包容性和超越性以及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的礼的根基,即宗亲关系,使我们能够借鉴“克己复礼”,发挥其粘合剂作用,为解决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道德关系的建构,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帮助.     

真相欲求与诉讼认知冲突的分析--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真相欲求是刑事司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但不同诉讼主体对“真相”的建构可能不同。以“复旦投毒案”为例,控辩双方既对“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认知路径存在分歧,又对“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截然不同。要解决此冲突,法官应整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思维,并为“排除合理怀疑”划界,但对“原子论”的追求应止于诉讼经济理性,对“合理”的理解不可超越经验、逻辑而向裁判可接受性妥协。总体而言,真相发现需要以诉讼公正为底线,应回归程序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权衡原则,进而弥合双方的诉讼认知差异。     

深刻理解十七大报告中“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党对“主义”的反思，是从直面“问题”开始的，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对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坚持上来。这就是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内在逻辑。让我们循着这个内在逻辑，来看一看“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