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的徒手制止及其原则

徒手制止是一线民警在执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警察武力(强制手段)。但是,在实践中该手段在适用时往往会出现武力使用不够或使用过当等问题,既可能加剧人身伤害风险,也可能加剧法律风险,甚至导致民警身陷囹圄。在自媒体时代,警察武力使用往往会成为社会焦点,处置不当不仅有损公安机关形象,而且会加剧自身执法风险。     

加强文艺抗“疫” 增强公众心理“免疫力”

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广大群众纷纷以足不出户的方式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受"信息过载"的影响,不少公众出现情绪焦虑和恐慌的现象。随着"返工潮"的到来,城市人口密度将逐步达到峰值,公众对周边环境安全感到担忧,这一现象或将加剧。疫情期间,组织文艺作品上场"应援",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社会讲好抗"疫"故事、宣传权威信息,既有利于帮助社会释放焦虑,助推"情绪拐点"到来,又有利于辟谣止争,弘扬正能量。近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武汉加油》     

公民参与中的风险沟通研究:一个失败案例的教训

风险社会每一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相关的公共政策与建设项目都离不开大规模的科技应用,但公众对科技潜藏"副作用"有着不断加深的认识,这些认识为大规模"邻避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恐惧与焦虑情绪土壤。化解公众疑虑情绪是避免"邻避运动"危及社会稳定的前提,这一事实提供了一条通过强化风险沟通、改善公众参与进而提高公共政策安全性的可能路径。广东茂名PX事件为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教训。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实践与推进策略——以苏州市为个案研究

以苏州市为个案,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实践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内容质量不高、方式难以理解、依申请公开多"例外"、微博公众参与微弱和互动平台被动等;提出了推进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策略:树立"面向使用"的信息公开理念、细化环境信息公开法规、提升环境信息公开质量、拓展环境信息公开渠道、完善公众参与互动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和法律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政治民主和法制健全条件下的产物。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指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将其掌握的公共信息依法定条件、程序、方式、时间通过适当的信息渠道向社会公布，以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获得、使用公开信息的制度模式。民主政治要求集中多数人的判断．这就要求公众了解政府的有关信息．并以法律制度保证。一方面用法律规定公众的“知情权”（或称“了解权”），扩大了公众的基本权利范围，给个人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公众通过行使该权利，参与国家政治并监督国家政治，有助于消除国家机关的腐败，保证民主政治的实现和发展。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既是公众的要求，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政府信息公开在这种依法而治的模式下，法律的权威得以树立、法治的价值得以张扬、信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效率得以提高，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公共福利。各国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和具体制度多有不同．但客观结果是规定公众知情权和行政机关或其他机关公开信息的义务及说明责任，最终目的是使政府活动透明度加大，扩大了公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最终促进和保障政治民主，有助于消除政府腐败。     

“十一五”期间江苏省面临的报复社会型风险及其对策

江苏省近几年及“十一五”期间面临投毒、爆炸、杀人、劫持等报复社会型风险。这些风险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应对这种风险的措施有:讲求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多管齐下,健全社会支持网络;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众的“侵犯焦虑”;“疏”、“堵”结合,控制报复社会型犯罪渠道;运用大众传媒,进行必要的信息控制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防卫,保护重点人群和场所,管理好外来人口。     

后真相时代的政府公信力构建

在后真相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构建面临来自信息本身、传播过程、公众信息解码三个方面的挑战。即信息噪音带来的政府信息干扰，信息传播规律影响下的政府信息弱势传播，公众特性导致的政府信息解码偏差。技术发展带来信息噪音放大，社会发展和转型带来的公众信任异化，政府与公众互动过程中的不足带来的政治不信任扩大是政府公信力面临挑战的原因所在。基于此，后真相时代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核心议题就是通过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构建政府与公众长期稳定的良性信任关系。     

在更宽广背景下审视“09焦虑”

观察2009年的社会焦虑可从个体焦虑、群体焦虑、组织焦虑和制度焦虑四个层面进行分析回首2009年,社会转型与金融危机双重夹击,不确定性明显增多,一般公众难免会更加焦虑。只用一个词来形容2009公众心态,焦虑可能是最贴切的。社会焦虑是社会主体的一种心理状况,是社会主体因为角色冲突、目标—手段脱节、任务—能力认知不匹配而产生的紧张与应急状态。焦虑不是害怕,而是与平和相对立的一种心理状态。     

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发展瓶颈问题

一、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具有基础性地位。政府及有关部门所掌握和保存的信息约占所有社会信息的80％，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对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对公众权益的发展、保护，对建立服务、法治、责任、廉洁政府，具有关键作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始走上法治轨道，政府信息公开成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的事业，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跨越社会分化鸿沟：信息时代的韧性团结

近年来，信息社会转型的趋势愈加显著。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迁易于引发相应的社会分化。信息社会的分化主要体现为：数字信息获取鸿沟的出现，信息选择的封闭化与茧房化，信息传播中文化与价值认知的多元化，风险信息可能引致的社会撕裂等。针对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分化与离散风险，需要建构一种韧性的社会团结，其基本特征包括：跨域信息鸿沟的结构性团结，突破信息封闭的开放性团结，引导互动交流的沟通性团结，维护公正秩序的有序性团结。韧性的社会团结既能理性包容合理的社会分化，也能在基础与底线层面坚定地维护社会凝聚与团结，是我国完善信息社会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应坚持的社会政策面向。     

风险社会中的公众科学素养与传媒责任

邱昊在《学术探索》2012年第7期撰文认为，进入风险社会，科技发展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与掌握的科学知识程度息息相关。科学知识水平高，意味着能从更深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对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带来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知，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和弱化风险的社会负面效应。随着媒介影响力和渗透力的不断加强，媒体成为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应在探讨风险社会中传媒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系时，提出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中应当肩负的责任。     

政府信息传播:危机管理有效实施的基点

公共危机管理上升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政府信息传播在危机管理中具有预测风险、积极防备、准确决策、解决危机、直面公众、保持稳定、消除公众心理压力、恢复公众信心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上主要存在着政府内部信息流动不畅,对外信息公开程度低、传播渠道狭窄、信息传播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我们要通过观念、法制、行政等途径来强化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传播。     

高校学生网络接触与信息焦虑实证研究

本研究在对378名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高校学生网络接触与信息焦虑的关系问题。研究发现,信息焦虑归结为信息质量焦虑、信息检索过程焦虑、信息缺失焦虑和信息时间成本焦虑等四个因子。高校学生普遍表现为中度信息焦虑,网络接触和网络需求的差异会导致高校学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维度的信息焦虑。与理科学生相比,文科学生信息焦虑程度更高。但信息焦虑在性别和学历上并没有呈现出明显差异。     

政府信息公开的审视:基于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虽然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并不必然导致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但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基础。在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情境下,政府信息公开不仅要强调全面、准确,也要强调及时动态公开、及时连续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改,既要考虑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压力,又要彰显"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价值取向,为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情境下的政府信息公开预留一定的法律空间。     

信息伦理研究综述

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着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息技术、接入互联网、生产信息商品，并借助于各种信息通信工具进行交流。然而，信息网络技术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影响传统社会秩序的伦理问题。主要探讨了信息伦理的产生、发展和目前国内外专家研究的重点及其成果，并对今后信息伦...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

2012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部署，积极推进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带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全面深人开展，在回应公众关切、有效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方面迈出新的步伐。当前，社会各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高度关注，     

皖江示范区公众政府信息获取现状调查

信息正义是社会正义重要内容,公民对政府信息的获取是衡量社会正义的标准之一,也是信息正义的直接体现。本报告以皖江城市带三个城市的调研数据为依据,对当下我国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现状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政府的服务观念与服务方式是制约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原因,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实现信息正义的关键。     

全世界都在公关

现代社会走入信息爆炸时代,公众如何获取有用的信息,或者说个人或者团体如何把自己想让公众知道的信息传递出去,已经成为一门生意。双胞胎起家现代社会走入信息爆炸时代,公众如何获取有用的信息,或者说个人或者团体如何把自己想让公众知道的信息传递出去,已经成为一门生意。生于1920年的丹.埃德曼(Dan Edelman)32岁时在纽约成立了一间叫     

疫情防控中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衡平研究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及时全面地披露疫情信息,不仅推动了抗击疫情工作开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还能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疫情防控。但是,疫情信息公开也意味着公民个人隐私信息存在暴露的风险。基于公共利益满足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利益权衡,公民需要适当让渡其个人信息,但应以公民隐私权为边界,并以对个人信息的去识别化处理为前提。政府在对个人信息去识别化处理的过程中,应当评估个人信息在具体场景中的使用所可能引发的隐私风险,坚持信息数据利用的最小化原则,阻却个人信息再可识别的可能性。同时,应当加强政府对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以及披露利用等环节的安全监管责任。     

公众的疫情风险认知与经济信心调查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准确把握公众对疫情风险的认知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对于研判社会心态并进行合理调控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对全国1074名受访者的疫情风险认知和经济信心状况开展网上调查,研究发现:这期间公众对感染可能性和疫情严重性的评分已进入下降过程,而防控效能感在提升;公众知觉到的疫情严重性对短期经济信心有负面影响,但并未影响其长期经济信心,而疫情防控效能感对短期经济信心和长期经济信心均有促进作用;此外,疫情风险认知还受到疫情信息来源渠道、受访者学历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