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韧性治理：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现代转向

城市的发展始终与风险并存,因此亟需转换传统的被动应急处置思维,重塑和优化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将韧性治理作为研究视角,通过梳理相关概念内涵,搭建“风险治理—适应、应急管理—恢复、危机治理—学习”的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逻辑框架,提出以韧性理念塑造风险应急文化、以多元主体协同保障应急恢复、以数字技术创新推进应急学习等治理新路径,期待与韧性治理相融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安全发展型城市在我国各地全面建设形成。     

统筹谋划好农业农村安全治理长远布局

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重要工作部署,提出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乡镇与村庄是社会治理基本单元,是维护公共安全的主战场之一。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统筹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与平安乡村建设,加强农业农村安全防范、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打造幸福平安乡村。     

国家安全议题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实践优势与价值旨归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社会治理共同体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国家安全议题的提出，印证了全社会已透过外在现象认清风险本质、基于广泛共识规范大众讨论，以及党和国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日趋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体现为以合力承担取代孤立思维、以明确责任克服混乱无序和以创新开放超越狭隘封闭。基于此，需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航向，包括推动朝向基层的重心下移、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导向以及丰富群众工作的实践途径，真正确立一个以人民为基石的、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     

“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社会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重大建设成就。党的二十大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出新的重要阐述，首次在国家安全框架下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社会治理的战略定位得到提升，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也面临新的发展要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需在促进民生福祉、增强公共安全、提升基层治理和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重点发力。     

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新的提法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构筑“中国之治”的社会之基。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治理制度,加快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思考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新部署,并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新论断。这一论断实现了从“社会建设”到“国家安全”的发展和跨越,深刻蕴含着从“一体”到“总体”、从“微观”到“宏观”、从“制度”到“价值”、从“静态”到“动态”的多维跃迁。然而,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依旧存在着结构性、机制性、制度性、本土性的难题,成为改革创新的瓶颈。因此,有必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从党组织建设、主人翁角色、政府职能、智慧治理等方面完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方案,从而建设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治理体系,有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治理话语,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以及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协调配合,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创新之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并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近年来,江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数字化助推基层治理模式创新

<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邳州市戴圩街道地处城乡结合部，和邳州经济开发区实行“区街合一”体制，下辖19个村、6个社区，社会形态多元、人员结构复杂、共治力量不足，群众诉求呈现多样化特点，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戴圩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项重大课题。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随着生物安全被纳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工作，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的要求，体现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不仅是建设现代化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贯彻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系统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所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思想、权威性领导机制以及整体性组织协调机制也符合当前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依托生物安全整体性治理蕴含的法治思维、法律保障机制、法治价值等法治逻辑，可从树立风险预防的法律原则、明确生物安全立法的整体性定位、强化政府生物安全治理的主导性角色等方面探寻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法治进路。     

新时期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政策研究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对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治理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公共安全政策,预防和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的韧性治理：逻辑、困境与对策

与脆弱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相比，韧性治理具有通过事前规避、事中调整、事后恢复等途径提升治理对象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自我恢复以及自我发展能力的治理优势，因此在后扶贫阶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具合意性。本文以韧性理论为工具，分别从历史变迁与未来路向两个维度分析新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韧性治理逻辑演进因应、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以及推进韧性治理的路向抉择。研究发现：韧性治理是贫困治理和乡村治理能够而且应该共同遵循的治理逻辑。当前乡村面临着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组织韧性亟须提升、社会韧性面临考验、生态环境韧性遭遇挑战以及文化韧性亟待重塑等困境，优化供给结构，转换发展动能、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再组织化、创新治理范式，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强化协同治理，推进绿色转型以及深挖文化资源，重构文化自信是贫困治理与乡村治理中强化韧性治理的主要路向。     

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现代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于营造风清气正网络空间、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治理面临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碎片化传播方式弱化意识形态凝聚力、信息算法推荐技术削弱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风险、西方媒介霸权威胁意识形态权威性等方面,为此需要从构建治理格局、完善治理制度、创新治理技术、增强治理能力等方面加强治理,不断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