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民主治理机制

通过财政支农资金和制度政策供给树立起村级的民主治理结构,来解决项目制下公共品供给中的治理难题,从而有效满足村民的公共品需求。地方政府借助财政支农资金来激活村落社会的民主治理能力,在资源配置和治理单元重构中,赋予村民一定的自治权和项目资源的自决权,村民在自主开展公共品建设中通过群众动员和民主协商,并在成本共摊中实现交易成本内化,按照"谁负担谁受益"的公共品使用收益原则,实现了对少数不合作人的治理,形成了公共品使用的权利义务均衡观念,破解了项目制下公共品供给的治理难题,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公共品供给。     

资源分配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差异

财政资源分配构成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挑战。东部农村作为大城市经济带的一部分,可能面临内生资源密集引发相关主体的博弈、影响村庄自治等问题。财政资源分配可为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社会、重构内生资源分配的规则和乡村治理秩序提供资源基础。中西部农村因资源外流,面临内生资源稀缺、利益关联弱化和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基层微权力监管存在的问题与治理之道

随着治理资源向基层大量涌入,出现基层微权力运行失范现象,这既打破了基层政治的生态平衡,也影响了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基层微权力运行失范产生于基层治理场景中权变性的策略行为,是"基层干部逐利动机"以及"对微权力制约和监督不力"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本质是基层治理制度的异化。实现微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需要压实权责一体化,推进信息公开,加强科技支撑,同时,强化基层干部的自我约束机制,从而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健全完善需求导向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从贫困到小康的转变不仅是我国农村从生存型社会到发展型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也是农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及农民群众民主觉悟和权益意识迅速增强的时期。为此,应加快农村及整个国家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改革,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公共需求,这是促进农村及整个社会发展和和谐的重要基础。     

让基层青年干部合理有序流动

近年来,基层干部流动大、干部队伍不稳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青年干部中,普遍存在借调、临时抽调等非正常流动现象,影响了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稳定基层干部队伍,让农村青年干部有序合理流动,既是稳定基层秩序、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也是淬炼青年干部、有效激励基层干部的内在要求。畅通正常流动机制,规范和约束非正常流动,是保证农村青年干部合理流动的关键。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以浙江省临安市S镇为例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权利缺失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职能异化,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必须建立有效的村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良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依法规范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作用。     

何以走向协商治理？——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的转型逻辑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具有村庄公共性的协商治理何以可能?这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浙江农村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内生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效率优先,能够在集体土地非农化开发的浪潮中抢抓机遇,但却难以回应普通村民的参与诉求,因而也难以平息利益矛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关于治理创新的横向竞争在村庄中形成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乡土社会多元的产权规则有了一个可以争辩和讨论的空间。此时,巨大的资源流量与密集的利益矛盾反而有可能激活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并在村庄共同体归属感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妥协、观念变革与治理动员。     

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建构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要求,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必须抓紧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职责明确、结构合理、规范高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组织体系。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武汉市J区M街道的田野调研

农村青年后备干部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才力量。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转型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县域政府为了优化村级组织的人才基础，缓解村级治理压力，通过公开招考渠道向村庄制度化地输入青年后备干部。在实践中，这一基层干部供给制度表现出选聘和培养环节分离的特点，农村青年后备干部由于难以正式进入村治队伍，面临去留不定的发展困境。后备干部制度的不完整嵌入、发展激励与培养预期的错位、制度目标偏差下的能力锁定，共同形塑了青年后备干部的发展困境。青年后备干部群体的职业际遇，反映出后备干部制度设计与乡村治理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国家制度嵌入社会的过程中仍需要重视基层社会治理的适配问题。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于W村的个案分析

在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而基层民主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以及行政系统本身的弱点，引发了供给效率低下的问题。文章从一个村庄实证探讨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供给效率的关联，并提出了合理化供给的政策以及制度改革的建议和设想。以促使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符合效率目标的要求。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农村公共品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当前农村公共品研究主要集中于需求表达机制、供给机制以及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需求机制主要关注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偏好无法正确表达的问题；供给机制主要关注制度内供给不足而制度外供给又受困于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的制约问题；对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则主要借助于西方学术界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逻辑这三大理论资源。从我国农地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应成为此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得到不断优化,但供给水平和制度效应与"三农"的现实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在明确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由使用者需求表达的供给决策制度、多元化的筹资机制、规范的使用制度、城乡统一的成本分摊机制、主要农村公共品的最低投入标准制度组成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想。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迁轨迹与路径指向——基于村庄治理的视角

税费改革之前的集体在公共品供给中有权有责,税费取消后却逐步成为无责权的＂空壳＂;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能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之中,而税费改革后却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税费改革后却逐步陷入＂无效＂走势。针对这种现状,应再造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责权,积极引入国家治理的力量,实现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创新。     

无钱也能办实事

机关为基层办实事，是基层干部群众的渴望，也是广大机关干部的。C愿。但有的机关干部认为，有钱有物才能办实事。这种认识表面有道理，实际偏颇不。1。。机关单位筹钱凑物，帮助基层特别是特困、贫困地区解决实际问题，这非常必要，这方面的工作过去做了不少，但还很不够，还需做得再多、再好些。然而，基层干部群众的渴望不仅只是给钱送物。笔者下乡了解到，一些不掌握钱、物的部门和单位，围绕奔小康目标，帮助基层办了不少实事、好事，深受欢迎e其中，有的通过调查、总结，帮助基层干部理清发展思路、确定发展项目；有的通过宣传培训，…     

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契合了国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与外源型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不同,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主要由村庄外部主体动员成立,由村内精英运行,具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因缺乏外部资源的持续性输入,导致很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困难。本文以运行较好的一个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陕西省T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探讨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机制,如与其他治理组织互相嵌入的组织机制,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用者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定期活动串联重塑村庄节奏的链接机制,规范活动程序与采取预防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关键因素巩固集体行动领导力的领导机制,从而保障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村干部胜任力困境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当前，基层政府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发生了变化。治理转型下的基层目标设定权从“结果管理”转向“过程管理”,基层检查验收权从“及格达标”转向“末位淘汰”,基层激励分配权从“监督较软”转向“监督下乡”。针对部分村干部胜任力出现的困境，应通过强化正式激励和拓宽非正式激励，引导本土性人才、返乡农民工和青年创业群体充实基层干部队伍，优化农村干部年龄结构，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论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的社会化公共服务创新模式的规约法规框架

科技资源具有准公共品属性，这决定了社会化公共服务模式是科技资源共享的内生需要，该文就此予以论证，并往分析中国科技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模式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对提升中国现阶段科技资源共享社会化公共服务模式提出创新要求并设计出法规框架。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