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为研究的模式与方法

在现代意义上,经济学说到底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科学。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这一价值取向达到了科学与人性有机地融合,是经济学上的一场“行为革命”。本文拟对关于经济行为研究的模式与方法作一介绍。     

论创造性的内在精神及其生长

由于受科学心理学的片面影响，传统的创造观仅从“人力”的纬度关注人的创造性，将本是人性特质的创造性窄化为人外在的“创造力”，忽视了体现其内在精神的人性价值因素和精神过程，这对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教育的本质在于“人的生成”，从教育的视野审视创造性，则人的创造性必须首先体现真、善、美的“人性”，而后是这种人性外化的新颖独特的“人力”，创造性既表现为个体对物质世界的创新，即“对象性功能”，更体现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超越，即“本体性功能”。学生创造性的生长必须达成“人性”与“人力”的同一。     

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反思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无论是在知识水平、生活追求、社会实践上都上升到一个大台阶。技术理性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也由于技术的日益异化和扩张让人类危机四伏。技术理性的扩张中对价值理性的忽视造成了人性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危机。技术的日益异化和技术中价值的缺失，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技术理性以及进一步反思技术理性合法性的根据，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均衡及“又好又快发展”。     

论知识产权的界定

一、界定前提──知识产品与物 商品生产的发展使知识产品本身成为财富和商品，并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知识产品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人类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即人类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或科学成就。这种劳动成果可以被投入到生产、经营或生活中去，转变为有形的，能带来物质材富和精神收益的产品。对知识产权客体的论及，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词语，有“知识产品”、“精神产品”、“智力成果”几种不同的表述。比较起来，知识产品是恰当的，因为：（１）智力成果不都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规定…     

试论心理过程的分类与心理学的科学体系——兼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地位

潘菽教授认为西方心理学体系存在“知／意”不平衡的问题。潘菽教授提出的心理过程的“知／意二分”理论，对未来的心理学科学体系提出了“知／意”平衡的要求。另外，人与动物的心理差距源于根本不同的遗传基因，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差异则主要是由各自不同的对象关系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文化所造成的。西方文化偏重于人对物的关系，发展出以认知为研究主线的心理过程体系；中国文化则相反，偏重于人对人的关系，形成以意向为研究主线的心理过程思想。要建立知意平衡的心理学科学体系，就必须在以认知过程为研究主线的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基础上，重视并加强对以意向过程为思考重点的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研究。     

人性漫谈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指出：“一切科学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任何学科不论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正因为如此，人性成为古今中外一个魅力无穷而又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时间不断流逝的历史长河中，传统哲学家们总是希望发现经久不变的人本性，也曾提出了各种各样人性理论。一般认为，西方以“性恶论”为主．而中国的人性论则以“性善论”为主。     

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对策

一、当代科技发展的主要特点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它标志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交叉和融合，引发了“知识爆炸”现象和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并为解决人类面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突出地表现出以下特点：l．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近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即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的数量，比过去两千年的…     

从“现实的个人”看唯物史观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们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在这种生产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现实的个人”的科学内涵。正是从这种“现实的个人”出发，才产生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而产生并决定政治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从而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即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观的科学体系。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上的人”的哲理思考——读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有感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 ,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变化而发展 ,不同类型的社会有不同类型的人性和对人性的不同观点 ,也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法。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礼俗社会时代、自由权利时代和社会法时代 ,由此产生了民俗法、官吏法和社会法。现代法治社会的人基本上是社会法类型的人 ,在全球化时代应有全球化、多元化和新权利的意识 ,而那种认为法治社会的法应以“人性恶”为基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世界化时代之安全问题与安全系统工程——兼论科学的安全与发展观（上）

人类步入充满复杂性的世界化时代，面临着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和平与发展”可泛化为“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发展是世界化时代所有主体都必须面对之两大基本问题。当代人类安全正不断面临最严峻(包括各种“非典型”)之空前挑战。利益是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本质。“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之本质是中国领导层把握文明演化之系统思维。从科学发展观可逻辑推导出科学安全观。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安全观构成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或社会系统观。在社会系统观指导下整体实施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高度和谐，安全与发展高度统一，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高度统一之世界化时代先进治理模式。应以社会系统观构建综合集成之认识一实践体系，实现世界化时代综合集成之先进安全模式——安全系统工程。     

世界化时代之安全问题与安全系统工程——兼论科学的安全与发展观（下）

人类步入充满复杂性的世界化时代，面临着空前挑战和空前机遇。“和平与发展”可泛化为“安全与发展”，安全与发展是世界化时代所有主体都必须面对的两大基本问题。当代人类安全正不断面临最严峻（包括各种“非典型”）之空前挑战。利益是安全与发展的共同本质。“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之本质是中国领导层把握文明演化之系统思维。从科学发展观可逻辑推导出科学安全观。科学发展观与科学安全观构成广义的科学发展观或社会系统观。在社会系统观指导下整体实施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高度和谐，安全与发展高度统一，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高度统一之世界化时代先进治理模式。应以社会系统观构建综合集成之认识-实践体系，实现世界化时代综合集成之先进安全模式——安全系统工程。     

历史视野中民法的“多彩人像”

对“民法上人”的特点或称“色彩”的假设是民法制度展开及其正当性的基础。罗马法上的人具有多神社会中“家”的祭司和二元社会中“家”的主权者双重色彩。近代民法上的人像包括人是“主体”的世界、抽象理性人、孤立的“经济人”三重色彩，其底色——对理性和人性的乐观主义，是近代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法律制度正当性的真正基础。人在工业社会的异化摧毁了乐观理性主义。社会学的发展揭示:人与人被无可避免地连结，非物质因素、非理性因素经常分别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嬗变中的现代民法上人像色彩包括:被连结在社会网络中受约束的人、混合了自利和激情的有限理性人、平等性丧失的“具体”人、去神圣化的人、相互协作、相互关心的人。     

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俊武专著《思维论》近日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部著作是迄今国内少有的系统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论著。 《思维论》作者以“探索思维规律，普及思维知识。追求思维绩效，推进社会理性”为主旨。站在“为了我们公民素质的脱胎换骨”的高度，怀着“有的人是拼命抢时间在写书，而我却是拖着时间写书在养命”的淡定心态。围绕“什么是思维。怎样思维”作了科学、全面、深入、系统的阐释和论述。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问题的再审视

现代科技发展对人性、人文精神的戕杀使人们认识到科学 (教育 )与人文(教育 )的融合理应成为人类前行的应然选择。本文通过对科学 (教育 )与人文 (教育 )关系的历史演变的梳理、对教育终极目标实现和教育功能发挥的反思 ,结合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状况的分析 ,指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只能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基础上 ,而不能建立在逻辑推演和人的主观价值期待上。融合是目标 ,但不是现在的。     

法学的科学性问题研究

20世纪后，随着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范式转换理论的提出，自然科学与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性”标准面临巨大挑战。在这个背景下，重新审视法学的科学性问题、探讨法学自身的特殊学问品格很有必要。法学具有自身的知识范畴、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作为一门理性可证立的学问，法学反对将其知识建立在主观好恶上，而是要求通过理性的论证，对其进行合理与不合理、有效与无效的判断，进而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尽管法学知识无法被证实，却可以被证立，而且必须被证立。法学不是自然科学，但法学依然是科学。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的本质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它为我们科学的认识人、教育人、发展人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简要阐述,并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点为基础,分析了人性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论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要“抓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依据改革和经济发展要求科学地设计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目标模式，有计划地加快经济立法和经济法规体系的建立，是我国法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数字人权的理论证成与自主性内涵

数字社会需要人权以“数字形态”的方式继续承担为人类社会进行道德奠基的重任。人的数字化生存丰富了人的自然属性，扩展了人的社会属性，从而拓展了人性的外延，并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数字人性。以权利推定的方式，从“未列举基本权利”这一进路出发，表明宪法可以容纳数字人权。对“人权条款”与“人格尊严”的诠释则进一步展示了宪法是容纳数字人权的主要载体。从基本权利的视角来看，数字人权具有防御权、客观价值秩序以及“结构耦合”等功能。数字人权具有理念上的独特性，它强调合作、共享和共治等基本理念，从而有别于传统人权的斗争和防御逻辑。上网权、隐私权、网络表达、个人数据权、数字身份权、数字弱势群体的权利等子权利是数字人权在当前社会境况下的具体权利形态。     

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法律援助工作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初创到现在已历经十年。去年《法律援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全面建立。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一是党和政府十分关心、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并为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法律援助体系”，     

中国“体系外变革者”角色与“一带一路”倡议

二战之后，在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内，中国的角色首先历经了从“体系外革命者”到“体系内改进者”转化过程。时至当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践行其内生的互利共赢基本准则，中国又开始逐步获得“体系外变革者”的新角色，而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扮演这一新角色的重要平台。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体系内对中国实行规则上打压的不断升级及对华经贸关系政治化的持续加剧，中国在体系内存在的空间不断被压缩，甚至还有可能被挤至体系外。鉴于此，中国作为“体系外变革者”,通过“一带一路”平台推动和引领创建有关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对稳定中国外部经贸环境具有深远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