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央省政府事权关系

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看,央省政府间存在事权划分、利益冲突、激励问题,改善央省政府事权关系必须明确事权范围、合理设计激励约束机制和进行制度创新。     

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普遍存在"委托-代理"的关系模式,这一格局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改革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代理人,地方政府的代理模式覆盖一般代理、特别代理、本代理、复代理、直接代理、间接代理、积极代理、消极代理等基本类型,但同时又面临诸多困境。但"委托-代理"理论实际上已经为超越这些困境预设了理性的应对策略,而这种"自我修复"机制又反衬出该理论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具备正当性与科学性。     

公共企业的伦理困境

在现存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直接委托人，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对公共企业进行管制和规控，使其对政府负责，但作为间接委托人的公民却无法直接行使最终委托权，使公共企业对自己负责。由此，公共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公共服务”与“经营营利”、“公共利益”与“团体利益”、“国家责任”与“公民责任”等多重价值的排序和选择。如果选择不当，便会陷入伦理困境。     

政府公务人员培训外包的委托代理关系探析

政府公务人员培训外包在提高政府效率、节约行政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政府公务人员培训外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市场化导致的不良竞争、腐败等现象。如何研究并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构建委托——代理关系下培训外包的有效机制,促进培训外包的健康发展势在必行。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行政边界、纵向干预型政府间协作与企业污染减排

行政区划是一种资源。以属地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催生了边界“藩篱”,造成了边界地区公共物品供给滞后，来自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纵向干预能否打破边界“藩篱”,缓解“边界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纵向干预型协作对行政边界地区企业的环境治理效果与机制。研究表明：纵向干预型政府间协作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与共同边界的距离越远，协作效果反而呈现增加的趋势；从异质性看，在国有企业以及“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减排效果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实施纵向干预后，地方政府间的环境协作不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注意力配置，而且促进了行政边界地区的企业采用“源头治理”的方式降低环境污染，以应对纵向压力。上述结论在理论上有助于增进对不同协作治理类型的治理效果的理解，尤其是外部干预型协作；在实践上为政策制定者通过层级干预化解行政边界地区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提供了更加微观的证据。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腐败产生的制度分析及治理措施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尤为突出。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组织就成为经济系统的必然存在,腐败产生的基础是组织治理结构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因此,如何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委托代理链的监督效率是治理腐败的关键。本文通过对政治域腐败的重新界定,对我国出现的腐败现象提出了新的评价标准,并对治理腐败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管理创新视野中的省直管县改革

十八大指出，“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省直管县”模式的推进逐步进入深水区。管理格局的变化、委托—代理关系的打破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的变动使省市县三者角色、地位、功能发生了改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性分析这种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要借改革之机，重构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使省、市、县能够各安其位，合作共赢，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好治理。     

“搭便车”问题的制度分析

“搭便车”现象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中几乎随处可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因素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会影响市场效率,甚至导致市场失灵。对搭便车现象进行制度分析,探讨制度的合理设计与有效实施对限制搭便车现象的作用,便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公共经济治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经济发展非政治均衡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不仅有赖于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适,更需要有以充分表达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坚实的博弈平台和完善的博弈机制。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行政成本分析

委托-代理关系为行政成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政治领域内客观上存在着双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双层委托代理关系中,一级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的缺失是导致行政成本过高最主要的原因。因此,让“初委托人”归位应是降低行政成本的重点,具体的措施可以在制度、组织和技术的三维视角下选择契入点,以保障初委托人的归位。     

委托代理视角下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与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在对高校和政府作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下,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围绕双方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开展高校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策略选择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双方在高校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博弈过程的纳什均衡分析,揭示出了双方面对不同情况所做出的行动选择规律。根据这些规律,运用机制设计原理,指出了在高校突发事件应对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给出了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建议。     

论公立医院和患者关系及其法律制度构建——兼谈药品价格机制改革

在现行的药品价格机制中，公立医院和患者存在交易与消费决策代理两种利益冲突的关系，扭曲了真实的市场需求，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导致药品价格失真。因此，法律制度的构建应重点关注：公立医院和患者交易与决策代理关系的厘清；改革诉讼制度，通过保障患者知情权促进消费信息的透明化。     

新时期农民利益问题透视及政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和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农民、政府、市场三者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再配置过程。当前的农民利益问题表现为抽象意义上的“土地承包制下的小农经济困境”与“行政权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农民利益分化现象严重、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不完善、农民利益表达制度缺失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实现农民利益，应在“社会基础再造”理论框架内，进行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基层政府、农民与社会、农民身份地位的关系重塑。     

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逻辑、异化与规避策略

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回应式创新，其遵循着政治博弈与社会嵌入双重逻辑，是以创新行为回应上级创新期望与人民群众诉求的过程。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很有可能出现异化问题，当政治博弈逻辑超越社会嵌入逻辑时地方政府就会陷入政府中心主义，以致于诱发“旧瓶装新酒”式创新、“拍脑门”式创新和“虎头蛇尾”式创新，这会造成资源浪费并有损政府公信力。规避地方政府回应式创新的异化，需要增强领导干部责任意识，端正地方政府工作作风；完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对政府回应创新进行引导；强化社会嵌入，提升政府创新决策公开透明。     

免费师范生人力资本产权的"双重占有性"及其风险应对

基于国家与免费师范生之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免费师范生的人力资本产权出现双重占有性特征。这种双重占有性可能导致免费师范生在学习或工作中出现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存在潜在风险。基于此，国家应建立一个包括产权激励、公平激励以及淘汰制等内容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免费师范生学习及未来工作的积极性，通过免费师范生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实现国家收益的最大化。     

财政收入偏好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以广东省A市执行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是“制度一行为”博弈的策略组合。在经济导向的考核制度和分税制为基础的政府间利益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党政首长的核心偏好是地方财政收入。在这一偏好的影响下，对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政策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形成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关系。即有利于短期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就执行，反之就不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格局下，只有理清与政策执行相关的系列制度、偏好、行为策略等变量的关系，才能认知地方政策执行行为逻辑。     

公共政策执行中政府信用建构分析

政府信用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社会信用的核心。政府信用与政策执行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统一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两者具有共生的逻辑关系。针对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政府信用缺失情况。有必要从制度、政策、利益等多重视角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寻求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建构政府信用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