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秩序的回归 ——从城市形态看城市美学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扁平化趋势,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城市生活.同时,城市景观面貌"碎片化",成为城市形态发展不可忽略的现象.城市形态不能无视城市文脉,传统文脉的回归应当成为抵制全球化影响下城市面貌趋同及景观"碎片化"的重要方式.像传统城市一样,文脉应当成为城市形态演进中的内核,使城市景观面貌以持久、连续...     

新型城市形态应城乡一体化

有人讲中国很多地方给人的感受是千城一面．千村一面．没有特色。从城市形态上读不到地域文化和历史。如何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市场化快速推进中，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城市？     

立体城市的空间营造研究

立体城市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立体城市的出现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结果,它是平面化城市在城市蔓延作用下产生的种种"城市病"的治疗良方。立体城市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它与城市空间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立体城市的空间营造既需要实体建筑的地下、地表和空中空间的整合,又需要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相应的拓展和营造,以实现城市公共性的回归。从立体城市的起源、建构与发展分析立体城市的空间营造问题,既有利于完善立体城市的具体形态,又有利于推进城市迈向可持续发展。     

对旧城改造的几点思考

既要注重旧城城市文脉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又要适应现代化结构调整,是规划部门与政府所面临的难题,如要做到两者兼顾,则需要一方面要清楚地认识城市结构与形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形成切实有效的具体办法。 现状的城市形态是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形态的积累,其变化总是以原有的形态为基础,并在空间上对其存在依附的现象。因此,城市形态具有连续性,历史上形成的形     

中国城市精神研究析要

城市文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综合标志,而城市精神则是城市文明的核心要素.如何让中国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既沟通世界,又具有中国特色,无疑是中国城市文明或城市精神建设的最大要求.具体说来,中国城市精神构建应该把握以下三个原则:注重与国际接轨;强调中国特色;依托地方文化.     

论全球化与本士化文化冲突的产生与解决

人类正在经历由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全球化的文化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全球化实质上是人类为了克服工业文化模式的危机所创建的一种新文化模式,其主导文化精神是全球主义。全球化是本土化产生的前提,本土化则是全球化的反映。全球化与本土化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二者的融合,也就是全球化的本土化和本土化的全球化。     

苏州现代化新宏图——专访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市委书记蒋宏坤

正在同一块地理版图上存在着两个苏州:一面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水乡古镇,一面是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化城市苏州这座城市,很像当地独有的特产双面绣。在同一版图上存在着两个苏州:一面是保存较为完好的水乡古镇,一面是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国际化城市。这座既传统又现代的城市,如何在不断发展中保持了自己的优美身段,而在未     

新常态下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 加快城市建设转型升级

<正>当前,在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是我们这座工矿型城市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实现从经济下行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双重压力下成功突围的主基调。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建设转型是一枚钱币的两个面,辨证统一,缺一不可的。加快新常态下的马鞍山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双转型"应是题中之义。一、从城市形态历史演变轨迹看,城市建设转型升级是马鞍山实现加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形态指城市各组成部分的空间结构和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城市体系正在形成,首位城市(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CAT)所在城市)主宰世界经济趋势明显,大都市连绵区更具发展活力。在全球城市形成的同时,也促进了网络城市和边境城市体系的发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国的城市化有什么影响呢?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建设,在中西、横向、空间、国际方面主要是处理好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的关系,在古今、纵向、时间、国内方面主要是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我们要积极应对新时代的新挑战,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具有鲜明时代精神,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     

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是 2 0世纪 90年代出现的世界经济新态。冷战结束是这一趋势增强的大前提 ;市场经济体制、信息技术发展和跨国公司的膨胀是其形成的基本动因 ;地区经济圈和经济竞争中的科技优势则构成了其基本特点。经济全球化既给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机遇 ,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中国应积极面对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论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张力

中国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化的启动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运作要求相结合而显现出极大张力;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张扬民族文化个性,而且要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追求民族特质文化的魅力.     

“垃圾下乡”与农村土地保护——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垃圾下乡"在城镇化过程中是一个先结构的选择。通过政府间的共谋,将农村土地变成了城市居民处理生活垃圾的公地。这种行为侵占了农村土地,损害了土地的耕种环境。在此过程中,受益圈与受害圈的分离,受益圈行为的分散性与效果的累积性,受害圈抗争的无力性使得农村土地在面对城市"垃圾下乡"中得不到相应的保护。改变这种状况取决于受害圈的抗争,技术的支撑及政策的转变等。     

城市管理转型与城市治理分析框架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不仅城市外在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其内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也产生了改变。本文选择了从城市权力理论的角度分析城市管理转型。传统的精英论、多元论、城市增长理论强调政府在城市中主导作用,难以解释现代城市的权力转移现象。城市治理理论提出了整合多元主体的思路,注重在多层次治理、跨域治理、治理能力、伙伴关系等方面来分析城市的发展和权力运行。     

危机动员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常态管理的社会 ,也是一个呈现多种危机的非常态管理社会。在处理危机事件中 ,不仅需要采用行政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常规形式 ,而且还需要启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动员形式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危机动员中的积极作用 ,开发社会总资源 ,降低社会总成本 ,及时有效地扼制危机事件 ,使社会尽快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政府在确立危机意识、成本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同时 ,应适时进行制度安排 ,把社会团体在危机应对中的重要作用显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中 ,真正构建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关系良性循环的新型结构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回顾与前瞻

城市社区的内涵是随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而发展的，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网络性的系统，它是基于地域空间系统的一种生活共同体。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对和谐城市和和谐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城市社区正呈现出新的网络性、差异性和复杂性，其治理模式也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这不仅缘于经济社会大系统的推动，也缘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推动，还缘于城市社区直接的多样化需求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城市网络的发展，城市社区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宗教、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建设，已经成为现代和谐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问题。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历程、特点及其影响

在一个既定的理论框架下，本文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体制市场化的历程和特点，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以自由化为主旨的体制市场化不仅锻造了微观市场主体，也为工业化的重大进展提供了市场制度保障，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并步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全球化和区域化背景下，经济体间的一体化安排成为微观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重要制度保障，而台湾在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游离态势则无法实现这一组织功能，从而成为其经济困境形成的重要因素。台湾经济要走出困境，必须有效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行的路径是由国家主体授权或通过与国家主体先行构筑一体化进而参与到更大范围的一体化之中。     

Challenging,but not Trouble-Making: cultural elites in China’s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is gaining momentum in China as massive urban renovation has put many historical sites under threat. A group of renowned scholars, experts and artis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movement. How do these cultural elites promote urban heritage preservation? How do they mediate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s and navigate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to achieve their goal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cultural elites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intermediary position between officialdom and citizenry by not only mobilizing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media to counter-balance the state, but also balancing different levels and sectors of the party-state against each other. Such a ‘double balance’ approach maximizes their influence within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pushing forward the otherwise non-prioritized goal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和文化的特性研究入手,论述了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包括法文化)的全球化,由于各民族、国家的特异性,势必会形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文化的多元化;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间的同一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又使各种不同的法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吸收成为可能。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应坚持与时俱进,在体现本土性的同时,借鉴和移植域外法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