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之关系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是在诉讼活动中 ,法官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两种不同制度。所谓自由心证是指法官根据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 ,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 ,形成关于案件事实的具体的确信 ,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性制度。法定证据是指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 ,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的约束。目前 ,就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模式的构建 ,是实行自由心证 ,还是实行法定证据 ,还是二者相结合 ,理论上众说纷纭。本文结合诉讼活动认识规律 ,对自由心证与法定证…     

关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思考

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克服了传统自由心证的一些弊端,自由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并且形成了内部的保障机制以加强该制度的合理性。现代自由心证制度与法官的心理是分不开的,在自由心证的过程中,不管是法官的刻板印象还是社会知觉偏差以及情绪等心理活动都会影响到法官的心证。完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只依靠外部的监督机制是不够的,还应从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法官自身心理活动的不断调节等方面寻找突破点。     

刑事证据理论研究综述(第三部分)——《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研究成果之一

我国学者对自由心证制度的进步作用,肯定了以下几点:(1)自由心证制度的产生,从历史角度看,它反映了除封建地主、贵族以外各阶级群众的共同愿望,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的法定证据制度,搞刑讯逼供、有罪推定、主观妄断,只讲等级、不讲人道、侮辱人格、无视人权等,与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主张完全背谬的。“自由心证”制度是对封建的法定证据制度一个彻底否定。它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浅析与物证鉴定意见审查认定密切关联的几个问题

21世纪的司法证明已逐渐步入科学证据时代,而作为科学证据的典型代表——物证鉴定意见,因其所涉科学、技术或其他知识的专业性使得法官在对之进行审查认定时面临众多挑战。在分析、判断其证据能力和证明效力时,法官考察的具体对象较一般证据的审查认定存在很大差异。为了有效规制法官面对物证鉴定意见的自由心证,使之形成并坚定关于物证鉴定意见证据价值的内心确信,必须构建必要的制度保障。     

越权刑法司法解释之现实表现与解决途径

越权刑法司法解释指超出法定解释权限的刑法司法解释,主要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基本理论以及超越解释的本体限度三种类型。针对刑法司法解释中存在超越限度的情形,提出从观念树立和制度构建两方面来把握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在观念上,应当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和提倡形式解释论。在制度上,需要构建一元二级的解释主体机制,建立法官个案解释,引入判例制度,建立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以及构建越权司法解释的撤销机制。在观念和制度双重作用下,实现刑法司法解释的良性发展。     

审判仪式化的克服——起诉状一本主义与严格证明法则双管齐下

我国审判仪式化问题不仅采源于案卷移送制度造成的法官预断或后断，而且源于法庭对案卷笔录的不规范采纳上。因此，若要还原审判的实质功能，让当庭审判成为形成裁判结论的真正途径，一方面要建立有庭前准备程序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制度，形式上克服法官对案件的预断，另一方面要在刑事证据问题上采行严格证明法则，克服法官对案卷笔录证据能力的天然...     

论民事证据的认定及自由裁量权

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文章探讨了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的具体认定规则;进而通过分析认为,相对于"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而言,"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有其积极的价值,但也容易导致打着"自由裁量"和"自由心证"的幌子行擅断和鱼肉百姓之实,以致影响法律的尊严,破坏法制的统一。文章对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官在证据认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均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和谐司法视野下法官经验思维判断

司法调解是我国司法中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民事纠纷中的司法调解是法官经验思维判断与司法人性化的有机结合。在司法判决中,法官主要采用逻辑演绎的思维,但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自由心证”以及适用法律中的“判例法”则更多地体现了法官的经验思维。在民事司法中,法官将经验和逻辑统一于个案纠纷解决过程,是“和谐司法”对法官的要求,也是法官思维的最高境界。     

关于审判工作机制改革的思考

现行的审判工作机制行政色彩浓厚 ,存在着诸多弊端。建立独立、公平的审判工作机制 ,主要的措施是要全面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 ,按照责任原则 ,落实合议庭及独任审判员负责制 ,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责任。     

法定主义弱化之现实分析及趋势展望——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的新动向

传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以严格的法定主义为特征,排除法院的自由裁量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仲裁实践的发展,法定主义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地位出现弱化的趋势,可以预见,法定主义将转化为"相对法定主义",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引入则会是法定主义弱化的主要路径。     

民事诉讼证据共通规则探析

证据共通规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的某一证据进行调查后,无论该证据在事实认定中对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一方有利还是不利,均会发生法律效果。其是自由心证主义的必然要求,亦是辩论主义的延伸,同时符合公正和效率的基本要求。证据共通规则既适用于相对立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亦可被共同诉讼人所利用。     

论鉴定意见的认证

鉴定意见的认证包括对证据能力和对证明力的认证.我国对鉴定意见的认证缺乏相应的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影响了对事实的认定.在证据能力认证上,英美法系国家通过事后的控制来规范,大陆法系通过事前的程序来控制;在证明力认证上,两大法系都实行自由心证原则.我国应当以大陆法系的程序控制为基础,吸收英美法系排除规则和可靠性判断标准,构建自己的鉴定意见认证制度.     

反思与出路:改革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

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本质上是以审判权作为管理对象的案件行政审批监督机制,其生成有内在的制度规定性,也有支撑运作的诸多的条件,在司法实践中也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和功效,它注定会在司法实践中长久存在。改革这一影响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法外制度,实质上就是要将法院审判权"去行政化",因此必须对法院内部机构进行裁撤、精简和分序列改造,重新优化配置审判职权,辅之建立科学的法官办案绩效考评机制和法官责任追究机制,构建起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制度条件。     

民事诉讼中自认制度的探究

自认是民事诉讼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而我国有关的自认规定在实践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程序功能。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的确立,我国证据制度逐步得到了完善。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诉讼经济主义构成了自认的三大理论基础。自认制度免除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形成了对法官的制约,成为高效的审判工具。     

辩护律师调查难原因剖析

证据裁判原则和律师责任都在客观上要求律师必须提高其有效辩护能力。而有效辩护的判断标准不仅体现在律师的辩护意见要被法官所采纳,更为重要的是在律师收集证据的手段要具有实效性。辩护律师收集证据有两种方式：自行取证和申请调查取证。自行取证行为受律师自身缺陷和刑事辩护风险高制约,申请调查取证受立法规定的不完善、证人出庭率低、业绩考核机制和庭后案卷移送制度等原因而失去存在发展的空间。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关问题初探

证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证明责任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对当事人有异议的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只有依赖于证据才能予以查证,而不能采取自由心证.以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逐渐被运用于审判实践,增强了审判工作的科学性.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提前相遇和证据开示

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相遇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 ,引进证据开示制度势在必行。证据开示指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换、知悉所涉案件的证据及相关信息的制度。证据开示的目的是追求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 ,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应确定证据开示主体 ,证据开示的责任和范围 ,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 ,证据开式的程序 ,以及法官在证据开示中的作用和对违反证据开式规则行为的制裁。     

法律事实的层次——基于司法过程的考察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事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法律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证据事实和认定事实三种。纯粹的客观事实只是一种理想性的目标指向;证据事实可以激励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举证;认定事实需要法官公开其自由心证的内容。法律事实的这三种层次对最终判决的影响也是逐级深入和直接的。     

论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制约与保障

自由心证是一项既古老又现代的证据评价原则,近年来这一原则已被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的发布更被有学者认为是在我国初步确立了这一原则。然而,自由心证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在确立自由心证的同时,需要有相应的制约与保障体系来保证自由心证的合理运用。本文从自由心证的内部制约因素与外部制约因素两方面探讨了对自由心证的制约与保障。     

论我国刑事审判程序交叉询问制度的完善

交叉询问是指检察人员、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当事人,按照提供证据的一方先进行主询问另一方再进行反询问的顺序,依次对证人进行询问,借此查明案件真实的庭审程序。它是法庭证据调查的重要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庭调查的主要方式,无疑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交叉询问制度。司法实践证明,我国交叉询问诉讼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很不理想,甚至是失败的,主因是缺乏配套措施。从我国刑事审判开展交叉询问的现状看,交叉询问与法官主审并存,法官处于主导地位;交叉询问后辩方证人证言的采用情况不理想;证据开示缺失;交叉询问过程流于形式。我国刑事审判开展交叉询问存在许多困难:证人出庭率低影响交叉询问调查程序的价值发挥;控辩双方基本询问技巧的匮乏,弱化了交叉询问的开展;配套制度的缺位,影响交叉询问功能的发挥。完善交叉询问制度,应立足于本土资源,建立法官指导下的交叉询问制度;加强交叉询问训练,增强交叉询问道德;健全证据开示制度、刑事陪审制度等配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