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适用中的政策分析

法律适用是一个通过对个性化案件的处理推动法律价值回归与价值关系建构的政策分析过程,社会有机体结构及其状态是政策分析的客观背景,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诉求是政策分析的合理性区间,而运用运筹学方法,以"成本——效益"模式开拓、评价、选择、组合适用工具,是法律适用中政策分析的基本内容。     

民事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与法律思维——请求权一法律关系双向分析法

一个案件需要解决的法律焦点问题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解决每一个焦点问题可能只有惟一可适用的法律规则,体现一种法律价值,但更多的是体现不同的法律价值或者社会价值。文章分别从律师视角和法官视角分析了两种不同法律思维方法。律师的进路是法律关系-请求权分析法,法官的进路是请求权--法律关系分析法。法官在裁判中追求什么样的价值,需要在深思熟虑后慎重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平衡,甚至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作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往往会影响分析案件的思路,决定裁判的不同结果。     

法律系统的自我创生——以卢曼社会系统论为视角

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是建立在建构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予以观察,卢曼将法律系统描述为能够实现自我观察、自我参照与自我生产的自创生系统,这一理论为法律系统在社会大环境中有了一个全新准确的定位,对于正确认识法律系统与其他相关系统如政治系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中立而客观的视角。通过梳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关联状态,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法律系统的自我运行特点和价值。     

侵权法价值判断的进路

法学上的价值判断是指评价或判断立法规则设计或司法判决是否符合一定的价值准则的活动。侵权法的价值判断存在伦理主义和工具主义两种基本进路，前者将法律与道德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视法律为实现特定社会目标的工具，二者各有短长，因此妥当的选择是采取一种混合主义的价值判断进路。我国《侵权责任法》以实现救济受害人之功能为主旨，采纳的是工具主义进路，这一忽视法律的道德维度的立场应予以修正。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原则

法律调整原则是一种属于法律制度层面与状态的、体现一定部门法价值且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规则。宏观调控法独特的功能决定其调整原则和调整方式的特殊性 ,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原则概括为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原则 ,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宏观调控法独特的部门法价值     

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对法的认识及评价

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对法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刑起于兵是关于法律起源的认识,法即刑罚即德礼教化之辅助是对法的认识的大致发展轨迹。这种认识直观、朴素、自然,但过于片面狭隘。它低估了法律的社会功效,忽视了法律存在的社会价值,使人们普遍产生了轻法意识,从而淡泊了法制建设,窒息了法律理论,阻碍了中国法律改革的步伐。     

站在一种妥协的立场上——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妥协是变革与保守之间的中间立场,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是基于妥协的立场而提出的。实际上,法律效果可视为是一种保守立场,社会效果可视为是一种变革立场。因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一理念也有着妥协立场拥有的同样优点,法律的稳定性仍是法律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主张一种在法律效果基础之上的社会效果。妥协立场这一模式不但保留了法律的核心价值——稳定性,也对正义、秩序、效益等价值进行了考量,实现了审判的"合法又合理"的宏伟目标。     

论权力的内涵、形式与度量

分析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可见,所谓权力,是指在社会行动中一方为了实现某种预期效果,利用各种资源或各种手段,影响、强制、控制、操纵、指导与支配他人的一种社会关系现象。我们分析权力关系不要忽视权力关系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它在更多时候还要依托社会交换关系才能得以维持;它相对于其它社会关系有其特征。关于权力的形式,有学者提出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法定性权力、专家性权力、参照性权力五范畴分类法;有学者则提出武力、操纵、说服和权威四种形式。除了那些分类外,在总体上还可把权力分为个人权力与制度化权力。权力现象表现为社会关系中其中一方的受控制状态,对这种状态的强弱程度的描述,就是对权力的度量。由于权力关系的属性是多重的,因此应采取不同的评价和测量方法。     

论权力与法律关系的和谐

法律离不开权力,却有可能因此而沦为权力的工具。由于法律又必须反映社会的诉求,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存在不协调。要使法律和权力的关系变得和谐与协调,就不能是权力掌控法律,使法律成为自己的意志,而应该是法律支配权力,使权力成为实现自己目的和价值的工具。如何使法律在来自权力的同时能够形成制约权力的功能和价值,是实现法治和社会和谐不能不重点关注的问题。     

价值取向与解释的选择

法律解释活动中,法官选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带来不同的解释结果,但法官对解释方法的选用不是任意的,法官的选择受自身价值取向的支配。法律解释中存在价值取向是由一系列的原因决定的,而且价值取向对法律解释活动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法官需要做的是依据价值取向对法律的意义进行选择,实现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     

法律执行的社会基础

法律的执行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涉及伦理、道德、文化,这些与人们的价值评判、价值追求有密切关联的领域,如果法律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发生变化,该项法律往往就需要相应地变化。以美国的"禁酒令"和北京的"禁放令"为案例,分析法令实施初期与后期不同的效果,解读社会观念对法律的实施所能产生的深刻影响,并探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浅析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

随着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向的分裂发展,工具理性成为弥漫于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工具理性的泛滥以及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漠视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这一点在法律文化当中的体现就是整个社会公众心理与实践层面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我国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其本质上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是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严重阻碍。祛除法律工具主义观念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基础研究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各国民法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法学界历来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和诚实信用说。前三种理论不同程度地揭示出缔约过失责任的部分特征，但均不周全。缔约过失责任的前提是“先契约义务”，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诚实信用作为缔约上的一种义务，和信赖利益作为一种缔约上的权利，二者互为权利义务关系。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基础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价值基础在于契约自由所体现的自由价值与诚实信用原则所体现的正义价值构成法律价值体系相倚的两极，产生相互亲和的张力，将现代社会所肯定的自由观和正义观和谐地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     

对刑事诉讼价值设定的法理思考

刑事诉讼的价值判断将直接影响到诉讼公正的实现。而对中国影响至深的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必然使得刑事诉讼更多地关注对犯罪的控制与打击。在对传统法律工具主义的批判过程中,现代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已经确立了个人权利优先的诉讼价值,而这种价值的确立得到了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法治理念的验证。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文化解析

宪法文化作为人们对宪法的信仰、理念和情感,以及受此影响对党政制度的选择,对一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深刻影响.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处于非法制化的状态,这既有宪政制度也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法治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加强宪法制度和观念文化的有机结合,厘定相关基本范畴,并培育中央与地方分权、辅助性原则、公民参与等价值理念,逐步形成一种基于法律并严格遵守法律的社会氛围.     

从民族思维模式解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民族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历史成果 ,它对一个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会产生重大影响。孕育于不同文明中的不同的民族思维模式促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笔者正是从因果式和阴阳式的思维模式的不同特点入手 ,解析了“发达的法与混沌的礼”、“法律信仰主义与法律工具主义”、“法学和律学”等中西方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 ,进而引发了关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我国当前法观念变革的几个问题

一、法观念变革的价值法观念，即法意识，也称法律观念或法律意识，是指一个社会怎样看待法律，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是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观点、思想和心理认可。它在一个社会法律制度运作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支配作用，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在法律制度运作过程...     

探寻法律伦理的价值追求

如果说社会伦理道德是＂正＂,道德失范时期的法律是＂反＂,那么法律伦理就是经过一个＂正、反、合＂的扬弃运动之后的＂合＂,在这里我们称之为法律伦理。那么,法律伦理正是为了人的更好发展、社会关系的更加和谐以及人的更好的生活状态所提供的另外一种社会规范形态,即是＂和＂,这也是法律伦理的价值追求所在。     

政策定向法理学研究范式及其“法律政治性”——关于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法理学的探讨

拉斯韦尔和麦克道格尔合作创立了"政策定向法理学"。这一跨学科的法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它旨在创造或修改概念工具,即整合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以适用于法律规范的目的、以构建有人类尊严的公共秩序,并且期望这些概念和范畴可以被用来理解和塑造所有语境中的法律。所谓"法律的政策科学"研究,经由确定和衡量社会期待的实际模式来确认法律权威;拒绝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区分,以价值决定的方式试图抹平法律推理与政策论辩之间的所有界限;以一种依赖法律基本目的(特别是共享价值)的方式来应用规则和法律程序。"政策定向法理学"以"政策科学"的方式开放出来的"法律政治性"论题绵延至今,依旧是人类智识上的一项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