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

社会资本是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无形资本形式,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是其核心要素,与公共资源网络治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并在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提供了社会信任基础、社会规范和秩序以及公民参与网络。因此,可以围绕信任、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三个核心要素,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论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配模式

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既是危机应对的前瞻性要求,也是我国现行的政策思路,而将其付诸实践不仅需要组织结构的重塑.更要求从更深层面上构建新的权力分配模式为之提供体制性保障.作为危机治理的长效社会机制,必须打破传统的等级权力结构,构建与知识相匹配的权力分配模式,视危机情景的不同、知识类型的不同而实现权力的平战结合与统分结合.     

服务型政府中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社会整合功能

服务型政府通过对社会治理中权力、法律与道德的整合,借助政府自身秩序的建构实现社会秩序的供给与社会整合.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一方面,独立人格具有良好的示范和教育作用,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之间的充分信任,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有机整合.另一方面,独立人格在自我不断实现和超越的生成过程中,也实现了政府组织的同一性,在其自我建构力获得自身意义的同时,也获得了社会意义.     

论基层公共行政体系的建构:目标、原则与社会基础

公共行政理论需要服务于中国的行政化改革实践。当前,村级治理的行政化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这一改革以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塑造村级组织服务者角色为目标,并伴随大量公共资源的输入,具有在基层建构公共行政的基本性质。“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基本特征,目标、权力、组织则构成了公共行政体系运行的基本要素。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的提升为根本目标,在基层则表现为满足农民的治理服务需求,并通过行政权力与基层组织的常规运转实现公共服务的供给,推进国家权力公共性与治理能力的提升。维持目标系统与权力系统的权责均衡、与组织系统的机制匹配,是保证行政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基本前提。这既要求国家具有服务乡村的政治理念,又依赖特定的社会基础条件,为公共行政体系的运行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社会结构支持。乡村社会具有区域差异的典型特征,这就决定了不能盲目进行全国性的基层公共行政体系建设,而是需要审慎考虑特定乡村的社会基础条件。     

融入社会才能凝聚社会--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社区党的建设乃至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以"强政党、强社会"为目标模式构筑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功能与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功能,又要促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与分化,形成分层分类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有形组织载体,与社区级组织网络建立直接而稳定的功能化联系,依靠党员个人影响,与邻里级组织网络建立间接性松散型个别化联系,使社区各类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中介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融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融入社会中整合社会.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现代城市社会的开放属性、治理问题的异质定位、利益诉求的多元取向和社区构建的公共属性,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面临功能调适缺位、组织整合困难等压力。文章对我国基层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逻辑加以分析,探讨融合嵌入情境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和实现机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为了实现党建嵌入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耦合互动,党要重点聚焦于主体互动、功能整合、利益协调和价值传递等关联要素,以此来推动结构性融合、规范性认同、公共性成长、功能性整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法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的市镇政府

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法国兴起了地方治理运动.相比于省政府与大区政府,市镇政府拥有更大的治理自由与空间,它们无论在市镇内与各种组织、社会团体利益互相整合方面,还是在外部与中央政府、其他相同层级或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国际组织互相作用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诸多经验,从而鲜明地体现了法国地方治理的特色.但法国地方治理中也存在着市镇官员权力过大、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公民参与缺少正式制度安排、地方自主权仍然不足等问题.     

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组织动员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与重要优势。以党的基层组织为中轴,组织基层社会并动员社会主体参与治理是党领导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内蕴动员型治理逻辑,其发挥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动员功能,引领重塑基于信任的社区治理关系结构;嵌合市场组织与社会组织,整合治理资源以降低治理成本;发挥党员示范带头效应,带动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参与。因此,要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需通过枢纽链接、组织嵌合与行为垂范等机制提升动员型治理效能,即建设枢纽型党组织,通过机构合作以实现治理过程的系统化运作、资源交换以降低治理成本、空间优化以提高治理效率,引领构建社区治理整合体系;深化党的组织嵌合,通过完善党的组织架构以组织带动社区居民、拓展党的组织覆盖面以整合社区治理组织化资源、建设政治引领工程以推进合作治理,塑造社区治理网络格局;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统筹加强社区党员与在职党员双重示范引领效应,激活社区治理主体参与动能,进而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稳固现代化国家治理根基。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的问题分析及模式选择——基于交易费用及组织理论的视角

当下我国的公共资源交易组织整合已蔚然成风。公共资源领域的交易行为在公共管理变革的大趋势下随时代变革、积极整合已是其必然要求。然而作为政策工具,要真正发挥其多样化的政策功能,公共资源交易组织的整合则要结合各地实际,不能苛求统一、死板教条,应该充分考虑并有条件地选择监督功能导向、服务功能导向、政策功能导向和综合功能导向的政策执行组织模式。     

基于和谐校园建设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整合

作为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正确处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实现利益和谐、建设和谐校园的前提和重要内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合理分配和占有是教师和行政人员两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利益和谐的重要前提,因而整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对于和谐校园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 基础性权力的视角

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现实中却存在"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问题。观察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由于基础性权力的"嵌入"视角整合了社区发展轨迹和治理现代化转向,因而其成为探讨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分析范式。研究发现,以行政权力为表征的基础性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双向嵌入、沟通对话及二元互构,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参与、决策制定和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但是,基础性权力的"振荡"变化也可能导致行政过度干预或治理失序无效。因此,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应坚持"让民作主"的治理理念,适时调整基础性权力的强弱运行,并注重对社会权力的培育和推动,以使两者在彼此互动中走向共生互强。     

融入社会才能凝聚社会--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协作问题探析

城市社区党组织与各类组织的沟通与联系是社区党的建设乃至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课题。以“强政党、强社会”为目标模式构筑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过程中,既要进一步增强社区党组织的代表性功能与社会动员、社会整合功能,又要促进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与分化,形成分层分类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同时,社区党组织依托有形组织载体,与社区级组织网络建立直接而稳定的功能化联系,依靠党员个人影响,与邻里级组织网络建立间接性松散型个别化联系,使社区各类组织真正成为党联系群众、凝聚群众的中坚力量,实现党组织在融入群众中领导群众,在融入社会中整合社会。     

网络化行政:公共行政的新范式

网络化公共行政是由网络理念、网络组织和网络运行机制为核心要素构成的公共行政体系.它是公共行政领域结构性变迁在理论上的内在反映,是对公共行政领域现存各种理论的一种扬弃与整合,既能够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又能够有效应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是知识经济时代理想的公共行政范式.政策共同体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网络理论、网络组织理论和网络化公共行政核心功能及其实现方式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构建起了网络化公共行政的基本理论框架,网络化公共行政范式日益凸显.     

网络社会的合作治理:赋能的技术与能动的政府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合理性和理想绩效不言而喻,它是中国治理现代化可能的方向之一。但在强国家弱社会的中国现实中,合作治理与其说是个中国适用性问题,不如说是个在中国如何实现的问题。互联网具有渐进渗透效应、双向赋权效应、平台聚合效应,这些都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强大动力和有效形式。通过内嵌式的绩效管理、可视性的责任强化和弹性化的组织整合,互联网可以推动不同层次和形态的网络化合作治理的实现和多样化发展。但互联网在实现合作治理中的形塑作用是有限度的,技术与权力、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平衡才是实现合作自治的有效保障,爱是达至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重视公务员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

一、公务员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的意义 1.增强人才活力,提高行政效率. 公务员是运用公共权力,使用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是政府重要的人才资源,是行政组织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也是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     

强镇扩权与政府治理创新:动力、限度与路径——基于浙江的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直接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浙江省强镇扩权改革是现代小城市的崛起与传统乡镇治理的张力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倒逼性的治理创新。这一治理创新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面临着法律、制度、利益和观念等多种制约。因此,优化县乡政府治理结构必须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区划调整相结合,引入现代化城镇管理模式,创新权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实现由乡村管理向城镇治理转变,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升级。     

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权力博弈、互动机制与现实局限

在地方治理的框架中,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是两种并存的不同治理主体,也是两种相互依赖的权力和利益主体.转型时期,民商商会的兴起及与民间商会发展相关的地方政府改革主要体现为部分公共权力从政府部门向民间商会的转移,而权力转移本身是双向的,即一方的权力让渡,相对应于另一方面的权力接受,权力让渡和接受的动力却在于隐藏于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分析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会分别成为两个平等竞争的不同治理主体,它们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和治理中的合作、协调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那么在博弈理论中,就实现了合作博弈均衡;而在治理理论中,则实现了统治向治理的转型.由于现实局限,我国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仍然处于要权与放权的博弈进程之中,这种权力的博弈尚未达到与治理对应的权力配置形式和权力运作方式,因而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     

国家治理中的权力法治：张力与调适——基于功能性分权的视角

权力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底层架构，其根本要义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法治化的过程嵌入在国家治理之中并与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产生着张力，由此形成了权力法治的实践困境。这些张力体现在四个方面：依法行政与指令式治理之间的张力，纵向制约监督与组织联盟之间的张力，横向制约监督与组织依附之间的张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稳定性与政治统合逻辑之间的张力。破解这些张力，需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内在逻辑，建立和完善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对象的功能性分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