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与实践之间的断裂与弥合——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保护制度的完善

前科是指曾经受过有罪宣告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事实’，前科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对具有犯罪前科的人的各种权益产生法定或者非法定的影响。对犯罪前科的影响进行限制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收缩犯罪前科的范围；二是在满足一定时限或者条件下进行前科消灭。为了减少未成年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障碍，降低再犯的可能性，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未成年人前科的保护制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前科保护制度，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是前科制度与人事档案制度、政审制度相结合，导致了“一朝犯罪，终身为罪犯”的后果；二是对未成年人平等权的司法保障薄弱。因此，该制度仅仅停留在法律的规定上，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实践中只见前科，不见前科保护。我国现有的前科保护制度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保障，一是要建立犯罪记录登记制度；二是要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有条件消灭制度；三是加强未成年人平等权的司法保障。     

中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俄两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免除刑罚、前科、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俄罗斯刑法关于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的明确限定,在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上采取的宽缓做法,对免除未成年人刑罚的积极态度和对未成年人前科的宽恕,都对我们完善相关的刑法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东乐陵对失足未成年人实施“前科消灭”

为了帮助触犯刑罚的未成年人“无痕迹”地回归社会，山东省乐陵市近日启动实施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对未满18周岁的犯罪未成年人将销毁其有关犯罪记录，其就业、就学、担任普通公职等权利将不再受到限制。乐陵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近日下发的《乐陵市失足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施细则》规定，     

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的理论及实践探索

成长中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兼具不稳定性和可塑性的双重特点，与成年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就前科问题而言，在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前科制度和成年人前科制度理应有所区分，并应综合考虑犯罪标签的心理影响和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复归社会的现实困难，最大限度地弱化前科的消极影响。通过阐述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理论和现实价值，并结合长期审判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犯罪记录的负效应与功能限定

犯罪记录是关于犯罪人员犯罪信息的客观记载,前科是被司法机关宣告有罪或判处刑罚的客观犯罪事实,两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不是评价对象和评价结论的关系;前科消灭所消除的不是犯罪记录,而是前科再次受到法律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可能性.虽然我国司法机关对犯罪记录制度进行了具体设计,但由于法律层面存在的缺陷,犯罪记录的正当功能难以发挥,反而扩大了前科的标签效应和株连效应.构建和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制度,应注重在犯罪记录查询的限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犯罪记录的隐私权保护等方面加以功能限定.     

儿童权保护：刑法规范的最新动态评析

联合国相关公约对儿童权利做了较为详细完备的规定，成为各国国内法完善儿童权利的标杆。我国历来重视完善儿童权利，通过《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完善了儿童权利，如对儿童累犯制度的摒除、加大对未成年人缓刑等社区矫正执行力度、有限度免除儿童前科报告制度等等。但总体而言，儿童权利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如还存在未成年人罪犯刑事立法保护面窄、力度不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保护方式粗简、不成体系等问题。应该继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立法的形势和内容两个层面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累犯规定浅析

我国刑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的规定,不利于为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是与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也是新刑法典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精神相违背,与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方向相违背。     

前科消灭制度辨析——以“淡化”替代“消灭”

前科这一刑法理论中通行的专业术语，在我国的刑法典中却没有明示，但是学著们均认为刑法典第100条是对前科报告的规定，鉴于前科报告的弊端，要求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是学界一致的呼声。本文试从刑法学、犯罪学以及社会学的角度对前科以及前科消灭进行分析，认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立法还不到位的情况下，推进“淡化前科”的观念会取得异曲同工的成效。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完善

前科消灭是指曾受过有罪判决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注销其有罪或者罪及刑记录的制度。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权益，建立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普遍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但是未成年人轻罪前科消灭的方式、消灭的条件、消灭的法律程序、法律效果等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从重新犯罪角度浅议勾销未成年人“前科”制度

重新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研究重新犯罪，不仅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同时也有利于发现和解决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所以，未成年人中的重新犯罪应引起充分重视，包括在法律的制定与运行，家庭及社会等方面都要建立与社会发展和未成年人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预防体系。本文从法律的制定与运行方面来探讨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与购销“前科”制度的关系，以说明建立勾销“前科”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论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第356条的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毒品犯罪"从重从严"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刑事政策冲突等原因,解决未成年人究竟能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需要考量刑法对再犯(包括累犯)的评价体系,结合法律解释原理,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和法律的双重破解。既有的通过竞合理论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对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进行论证的思路,其结论虽然可取,但论证理由存有瑕疵。要论证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需要梳理我国刑法对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关系,特别是累犯与再犯刑法评价的异同,结合刑法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未成年人不能构成毒品再犯的结论。该结论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评价体系,也顺应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从宽的趋势。     

冲突中的选择：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思考

前科制度作为一种身份标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把犯过罪的人与没有犯过罪的人区别开来,并由此限制有前科者的权益。标签理论揭示了该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推进了前科消灭制度的发展。在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形成了对我国现有法律和社会心理的挑战,但基于新的价值理念,即人道主义和刑法谦抑精神,我们应当尝试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提上正式的日程,这不仅为依法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社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更为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通过对403名法官、323名公众、24名律师和1400名未成年人罪犯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笔者试图厘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浅析未成年人不应成为累犯

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作为一项原则,实际上早已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具体而言,将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适格主体的立法例有两种:其一,只要是未成年时所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罪犯时的“前罪”考虑。即前后罪实施在未成年时的情况,不构成累犯,而且前罪实施在未成年时后罪实施在成年时,也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明确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泰国刑法典第94条明确规定,未满17岁之人,其     

《刑法》修改应体现少年司法的特殊性

刑法典的修改是刑事立法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形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典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尚未健全一整套少年司法制度,所以,目前我国现行的刑法典还未能充分体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特殊性要求,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需要.这就要求通过对《刑法》的修改,弥补目前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方法上的缺陷.笔者认为,在修改《刑法》时,应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些特点,从有利于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体现“区别对待”原则,完善“从轻、减轻”条件所谓“区别对待”,即指未成年人在犯有与成年人相当的罪行时,在量刑上应有所不同,一般对未成年人的量刑应较成年人为轻.目前的《刑法》除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涉及未成年人量刑尺度外,其余条文均未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刑     

关于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若干问题

中央政法委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这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轻罪犯罪记录消灭”概念的解读与理解，从研究审视域外资源和深入分析本土司法资源入手，提出建立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立法构想及实践问题的解决对策，以期引起对此问题更广泛的关注与更深入的思考。     

论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对转化型抢劫罪司法解释合理性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相对负刑事责任人排除在转化型抢劫罪主体范围之外，这一规定既不符合刑法理论通说，也与立法解释的精神相违背。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区别于其他犯罪人不同的刑罚处遇要求，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犯罪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表达。我国刑法出罪机制不在于犯罪构成体系中，而在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中，这也成为未成年人出罪机制在刑法中的规范表达，应当充分重视对“但书”规定的认识和运用。     

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程序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改革进入了操作程序设计的新阶段。本文结合国情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循着先封存后消灭，两步走的基本思路，对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的操作程序，从适用范围与条件、工作机构、封存操作程序、封存的解除、犯罪记录消灭等五个方面入手，进行了尝试性构建，并对程序构建中需要正确处理的五个问题，作了思考。     

沪试点污点限制公开

上海检察机关自2004年开始，探索试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予以有条件的封存。这一制度的实施，为未成年人复学、就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促使其尽快顺利回归社会。从2006年开始，全市13个基层检察院共封存65名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其中46人顺利就业，17人续学，2人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