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

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民族复兴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是近代中国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掣肘、渗透,不断发展。民族复兴思潮一定程度上激发、推动了"中国化"观念的形成,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潮在"民族"观念的新、旧之辨中继续成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解放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九一八”事变事变后的民族复兴思潮研究综述

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复兴思潮的研究较多。关于复兴思潮兴起缘由，有“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刺激说、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说、“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观念兴起说、历史根据发展说；关于民族复兴思潮内容，涉及中华民族复兴、抗战救亡、民族自信心、文化复兴、教育复兴、农村复兴的问题；另外，还有各党派关于民族复兴观的研究。深化“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潮的研究，需要把握宏观，细究微观；研究整体，分析个案；借鉴历史，思考现实。     

“此在”与“终极”——林徽因的超越精神

“五四”新文学不仅产生了像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斯文化的世纪伟人,形成了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宏大话语环境；也脱颖出像林徽因这样“现代性”的“个人”语境.叙事角度和角色的转变,是“新文学”话语追求民族崛起“强国”梦的另外一种文化表述.多元的叙事话语共同构筑了整个“新文学”世界,让我们见识到那一代人有别于传统、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瑰丽人生.她的作品是以超越性价值为表征的,带有反思性和现代精神,闪耀着知识女性的坚韧锋芒.林徽因以一种优雅、犀利、知性告诉我们“五四”时期斯女性角色的转型.     

浪漫主义的多重二律背反现象探究

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它以生活世界的审美化和个体生命的诗意化对启蒙现代性进行反思批判和超越,使其在理论诉求和艺术实践中呈现出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贵族精神与平民意识、彼岸与此岸、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自我与社会等多重矛盾性。究其原因,这是浪漫主义自身所固有的两面性决定的,即它一方面是理性、启蒙、文明进步等现代观念的推进,而另一方面,当上述观念成为新传统和新神话时,它又反戈一击,对这些新传统和新神话展开强烈的批判。正因为浪漫主义自身具有多重二律背反现象,才显示其内涵的丰富和庞杂,并且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和一股重要的文艺思潮持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北京奥运会对当代青年社会思潮的影响

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使广大青年深刻感受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从而强化了他们积极的民族主义思潮；某些西方国家为北京奥运会制造种种障碍的行径更加激发起了中国青年积极的民族主义意识；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青年将告别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通过北京奥运会中国青年进一步深切体验到了“地球村”的概念、世界各国文化的沟通互动过程以及世界各国文化的同质性侧面，使其全球化思潮得到较大强化。通过北京奥运会广大青年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潮趋于弱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的新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飞跃。以新的理论内涵、新的时代特质、新的民族形态、新的实现路径、新的话语表达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厚的历史底蕴、悠久的文化基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新时代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与创新,依次经历了“反思与超越”、“传承与发展”、“融合与创造”三个阶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整合,构建古今中外文化有序选择和创新机制。     

激发民族危机感有利于塑造当代国民精神

激发民族危机感有利于形成既能实际操作，又能激发理想的规范的国民精神体系。当代国际之间的竞争尤其激烈，面对国际大市场咄咄逼人的危机与中国并不理想的现实，如果没有在新的国民精神的统率下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其后果难以设想。激发民族危机感有利于克服过分夸大经...     

信息荟萃

90年代中国学术五大思潮 《东方艺术》今年第4期李少君撰文指出,围绕现代性问题,中国学术思想界可粗略地划分为以下五大思潮。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性并非与传统绝然对立,现代化必须从旧传统中开出,否则会失去根基。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汤一介、庞朴、陈来及海外的杜维明等。文化宗教主义则多半是从异域输入基督教在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强调“信仰”为道德与立人之根本,为垂危的传统文化及道德伦理注入新鲜血液与活力。代表人物有张承志、刘小枫等。自由主义却更多地承继80年代启蒙思潮,认为启蒙尚未均匀完成,现代化尚待实现。这种主张目前在学界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有朱学勤、汪丁丁、徐友渔、梁治平、张志扬、刘这宁等,其中又有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分,如樊纲、张维迎、茅于轼等就属经     

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话语分流态势论略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来自于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共同对传统的中国话语构成了冲击,事实上改造着中国话语的内容与形式。但是,中国话语对外来话语的冲击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中国社会的分化性走向,力图争取生存的中国话语采取了左右分流之复杂形式:右边的中国话语是指国民党政府的保守主义,尊孔读经;左边的中国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右边的中国话语是出于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之目的;左边的中国话语意味着,中共的革命既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民族思维模式,更不可能无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这与超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思维方式革命,将马克思主义嵌入中国话语之中,这既是必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康德与王国维审美启蒙论的情性论分歧

作为中西方现代审美启蒙观念的奠基人，康德和王国维关于人类情性教化的具体思路却未尝相同。在晚年康德笔下，“黏液质情性”的地位超过了“黑胆汁质”情性，其中体现出其以禁欲主义的无功利化审美方案疗治忧郁情性的动机。相比起康德的方案，王国维在相信“不可爱”的人性论现实的同时，更渴望保留“可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出于这一动机，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学说，提出关于“势力之欲”的生存本体论，从中发展出一套用良性嗜好取代恶性嗜好的务实的情性疗治方案。     

“科学公益”的社会建构:模型、话语与范例

公益慈善的科学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慈善事业转型的重要特征。本文通过对21世纪一场“科学公益”运动的话语和实践的分析,试图理解科学公益的社会建构过程。本文指出:“科学公益”的社会建构过程包括建设话语表征、打造理论模型以及树立典范案例。科学公益话语试图将自己区别于传统慈善,强调应用科学及其技术来赋能公益慈善,解决社会问题。其后果却是让有效性诉求逐渐成为公益慈善场域的支配性要素。同时也带来了问题表征化、方法单一化以及科学中心化等诸多陷阱。如何让科学公益成为一个流动的概念,让其真正成为人人皆可参与的公民科学,是需进一步探索的新方向。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下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士人政治"形态中形成了"超越"与"介入"的政治文化传统,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压力强化了这种传统,并促使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知识分子运用政治力量完成了国家建设所需的信仰重塑与组织重建工作。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知识分子逐渐向知识--政治精英转化,并且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建设的共同信仰,选择了共产党作为国家建设的领导力量,实现了与农民等其他阶级的联合,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使命。     

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

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适用中的定位需要重新审视。通过对国家发改委“缓降油价决定”在目的与手段关系上的个案考察，比例原则在石油调价风波中的适用，可能遭遇“悖离情境”。这直接关乎“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对此，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从“审查不足”到“审查过度”间的短板交接。比例原则对目的性审查需要秉持克制态度：既作为不可或缺的审查环节，但不能赋予其独立之阶层秩序的地位。可将“预备阶段论”建构作为比例原则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探索方向。对于“缓降油价决定”的实体性评价，即使以目的正当性审查启动，也应伴随比例原则预备阶段论的适用，截断以“不恰当目的”之相关审查标准。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明代小说评点伦理意图的形成

古代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一般是用儒家伦理德目作为规范来进行伦理说教，这一意图的形成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所差异。就明代小说评点而言，其伦理意图的形成，与三个方面有关：其一，与经学注疏中的“微言大义”、选学传统中的价值取向、文章学传统中的文法意蕴有关；其二，与明代文人借评点来浇心中之块垒和书商借伦理说教来推销自己的刻本有关；其三，与评点中的小说主旨解读、人物情节分析、作者意图探寻、小说伦理重建等文本路径有关。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乡土社会秩序形态与调解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法秩序之间的沟通依靠文化的整合,国家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教化式的调解达到了法秩序的沟通;在中国法律新传统中,国家通过"权力的组织网络"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调解成为国家治理的手段;在当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调解的运作由于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仍然不符合法治的要求,对调解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必须依照法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