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治理理念 构建和谐社区——试析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问题

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个人。在以往的社区治理模式中,都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忽视了居民个人对社区公共政策的参与,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居民参与水平低下、参与机制缺乏的状况。因此,采取积极稳妥的政策措施,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改进治理模式,全面理顺政府与社区关系,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构建和谐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     

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6089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     

发展社区共治 探索志愿服务

本文依托上海实践,从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与自治主体——"居民"角色着眼,探讨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义、现状、特点,并指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不足、推动社区治理乏力的问题,从如何加快志愿服务发展、促进社区共治进行思考。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城市基层社会发育状况——基于南京T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情况的个案研究

随着近年来社区建设的发展,城市社区成为许多学者心目中基层＂社会＂发育的重要场所,而居民社区参与的发展是＂社会＂发育的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分析了个案社区不同居民群体社区参与的具体过程：首先将社区参与分为了制度性参与和突发性参与,然后通过分析各类型社区参与的合法性来源、动员与组织方式、利益表达渠道、行动策略等,了解居民社区参与的特征,以期＂窥视＂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发育的一些基本特征。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检察机关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

检察机关是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在构建新型法治化社区治理格局进程中,检察机关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维护社区治理秩序、创新社区治理方式为目标与价值导向,检察机关立足“四大检察”职能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能动履职,运用大数据搭建社区治理动态评价模型深度参与社区治理,着力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构建和谐社区

社区社会组织是一种优化配置社区资源和社区居民需求的有效载体,是推动社区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建设的积极力量。本文在对昆明市五华区苏家塘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当前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和谐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 ——上海梅村党建激活社区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问题】社区治理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然而真正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情形并不多见。纵观上海梅村30年治理变迁,其从效果不彰转向治理成功,论文将这种转变视作有组织的合作行动所致,进而探究社区治理中有组织的合作行动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方法】通过5年非连续时间对梅村治理实践及变迁进行的长时段观察,以及对各类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个案研究法对梅村治理变迁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多维度分析。【发现】上海梅村治理的转型体现出政党激活社会、社会助推治理效能的双向运作机理,促进了社区从治理失败到治理成功的转变。一方面,社区党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和组织观念塑造,以再组织化机制将原先隐蔽的社会力量激活;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借助党组织搭建的项目化平台,以自组织化机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之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能。【贡献】论文批判性地反思了集体行动的经典理论命题,结合特定社区治理情境提出了“政党激活社会”的本土解释框架;从再组织化和自组织化两个方面阐释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机制,对目前意义宽泛的党建引领机制进行了学理建构,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提供了创新视角。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也要兼顾对居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消除居民隐私顾虑。隐私权的双重属性和社区应急治理中不规范的居民信息采集、使用和泄露行为会导致出现侵害居民隐私权的情况,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因此,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需加强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等层面建立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应急治理中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张力和冲突,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企业型单位社区演变趋势的实证研究——以四川泸州L社区为例

本文选取了四川省泸州L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型单位社区演变的原因、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认为单位社区这一形式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挥重要作用,其社区居民高社区参与意愿和高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治理的实现。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场域的结构性因素

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居民的弱参与问题日益凸显,它被多种结构性因素形塑成一个特殊场域。在中国这样一种传统习俗与现代思想共存、碰撞与融合的复杂社会结构中,充满焦虑的脱嵌社会弱化了自由人参与社区事务的主观意愿,互不相关的邻里关系又进一步消解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场域。在此逻辑起点上,阶层文化生产实践下的阶层区隔、品味文化多样性与公共文化供给单一化的结构性矛盾,又勾勒出这个场域的空间结构。在此空间中,社区公共文化参与制度文本的多重缺失以及在制度实践中的执行不力,使得社区居民对文化活动的弱参与在制度上被进一步固化。因此,在这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下,阻隔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因素异常坚固,而破解这些因素正是解决当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存在问题的关键。     

我国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不断深入,社区建设愈加受到社会的重视。居民参与对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针对目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公民参与现状、存在的问题、具体原因等做了初步探析,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本文依据和谐社会建设对城市新型社区建设的要求，分析了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的形式、参与的途径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和谐社会视角下城市新型社区居民参与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提出培育和增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扩展居民参与渠道、实现监督方式的多样化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深圳为社会建设立法具有样本意义

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创新促进条例》。该条例涵盖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社区建设、社会管理等不同范畴，在公众参与机制、非户籍居民平等参与社区自治等诸多方面都作出探索性改革。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动力、实践逻辑和行动指向

城市基层党建是以街道党委和社区党支部为主体，由街道辖区内各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党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是理论课题也是实践课题。国家顶层设计的支撑驱动、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命需求、回应社区治理现实变化等共同构成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动力。政治引擎逻辑、价值引领逻辑、资源整合逻辑是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行动指向在于，要以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动员引领各治理主体、融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嵌入整合各种治理力量和治理资源，构建各主体间优化协作的治理新秩序。     

政治参与影响健康吗?——来自集体与个体层面的双重验证

政治参与对健康的作用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了。论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分别从集体和个体层面考察了二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体层面上,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如基层选举、社区参与)对社区人口健康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对社区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这种负效应会因社区公共品供给增加的补偿机制而相应地减弱。个体层面上,体制内政治参与(如社区参与)有利于居民的自评健康,体制外政治参与(如维权抗争)则不利于居民的心理健康,二者均通过"自我效能感"发挥中介作用。论文验证了政治参与的"心理赋权"作用,其"工具性"作用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在社会转型期,为了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应引导更多有实质性意义的体制内政治参与,减少体制外政治参与。     

脱域视角下流动人口安全感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分析

脱域机制下流动人口的安全感影响因素主要有警民信任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文章认为要提升流动人口安全感,在社会资本方面,着重于打造社区精神共同体,具体途径为政府主动引导,以制度化方式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提供推力;重塑社区信任,以此来提升社区凝聚力;打造社区特色安全文化,增进社区认同。在提升警民信任方面,具体途径为善用信息技术,搭筑社区警务信息平台;结合居民实际需求,推进社区警务服务方式的革新。     

社区矫正社会参与不足之深层原因及对策探析——基于市民社会视角

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视角来看,社区矫正内在地蕴含着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罪犯矫正中的协同配合关系。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目前我国市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在社区层面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的自治精神和自理能力较弱,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有限。这乃是社区矫正社会参与不足的深刻根源。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社区建设发育市民社会。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培养社区群众的自治精神和自理能力,提高其对社区矫正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加强社区文化尤其是现代法文化建设,培养社区包容精神,更新刑罚观念;扶植建立民间罪犯帮教组织,发挥其在罪犯再社会化过程中专业化程度高、资源整合能力强、非标签化等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