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八种罪名

“两高”：正确区分贿赂与正当馈赠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意见》共十一条，主要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以及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刑法修正案(六) 对商业贿赂犯罪之改进问题研究

2006年6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正。其中,两条重要的修正就是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修改,主要内容是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和对象作了扩大的修改。这样的修正是治理商业贿赂犯罪、弥补刑事法网不足和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两个新修正的罪刑条款涉及的罪名应重新调整为“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司法适用认定中应注意两个新罪均属特殊犯罪主体;两个新罪的犯罪成立之数额较大都应以2万元以上作为定罪起刑标准。但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修正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是废除两个新罪的主观罪状中有关“谋利”的规定;二是增加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内容;三是扩展商业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四是添补商业贿赂犯罪基本犯的罚金刑的规定。     

收集和运用商业贿赂犯罪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商业活动中的贿赂犯罪不仅严重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而且还败坏社会风气,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关键和核心是证据问题。商业贿赂犯罪证据有自身的特点,在收集和运用上也有较强的规律性和特点。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点思考

广义的商业贿赂是指凡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行贿、受贿与介绍贿赂现象,都可以称为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商业贿赂中的谋利益问题、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问题、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而要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应该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大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惩处力度;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减少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增加财产刑的适用;在商业贿赂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     

从一则案例看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及立法完善

赌博作为一饱受诟病的不良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学、社会学等理论领域和刑事司法实务界对禁止赌博、赌博行为入罪处罚的研究也从未停止。但现有的法律规定和理论研究在如何界定开设赌场罪及开设赌场罪的共犯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处理也不统一。拟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开设赌场罪的司法认定,并提出对开设赌场犯罪的立法完善意见。     

商业贿赂犯罪单独立法新论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侵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行贿受贿行为。它与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有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以及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有鉴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独立品格,我国刑法应对其单独立法,内容上包括上述两类贿赂犯罪的主体在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体系上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由此实现了我国贿赂犯罪的体系从以主体为标准的二分法向以客体为标准的三分法的转变。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大量表现为单位犯罪。我国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存在单位商业贿赂犯罪与涉公贿赂犯罪界限不清、单位商业贿赂犯罪与涉公贿赂犯罪刑罚不平衡、单位商业贿赂犯罪与自然人贿赂犯罪立法不平衡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立法者对公法益和私法益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单位犯罪的认识不足,应通过刑法修正案完善这方面立法。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侦办难点与打击策略

商业贿赂犯罪在市场领域不断滋生蔓延,危害极大。商业贿赂犯罪的侦办与其他普通刑事犯罪有显著不同,存在五大难点:案件发现难、案件认定难、调查取证难、案件定性难和打击处理难。商业贿赂犯罪的打击防控策略包括创新侦查思维,加大侦破力度;案件高发领域,做好预防工作;加强群众监督,强化协同作战;完善相关立法,增强打击力度。     

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客体是有讯问权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公民的人身权利,其中, 有讯问权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主要客体,刑讯逼供罪应归入渎职罪体系。应规定有讯问权的行政、司法工作人员均可成为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协助执行讯问职务的人员也可以成为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对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或者死亡的应以结果加重犯论处。     

反商业贿赂犯罪理论研讨会综述

<正>2006年3月11日,“反商业贿赂犯罪理论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吉林、山东、河南、江西和湖北的司法人员和刑法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商业贿赂犯罪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现将研讨会中涉及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商业贿赂罪主体范围探讨

商业贿赂是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社会公害。我国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依然不够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本文针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主体范围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措施。     

受贿罪认定问题探讨

受贿罪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正确认定、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打击受贿犯罪,必须正确认定受贿罪主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个人利益、经济往来中的受贿、受贿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诸多问题。     

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对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商标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应当以有关商标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公约的具体规定及其所体现精神为参照加以解决.商标犯罪中的"注册商标"应当包括服务商标;驰名商标应在刑事领域予以特殊保护,但驰名商标"淡化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目前难以直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商标犯罪入罪标准所涉及之"违法所得数额","销售金额","非法经营数额"等概念,同样应结合国际法并参照有关司法解释予以正确理解.     

论贿赂推定

贿赂推定,是适用于贿赂犯罪的一项特有证据制度,具有自身特点和适用价值,不违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上均未承认贿赂推定,但鉴于仅靠传统的证据规则无法有效打击贿赂犯罪,建议从立法层面上设立贿赂推定条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

商业贿赂犯罪是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商业领域中愈演愈烈,已经泛滥成灾.在很多行业中形成了潜规则.如何维护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何确定对商业贿赂犯罪防治的刑事法网?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探讨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与现实选择.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商业贿赂犯罪中贿赂范围的界分——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调整范围之厘清

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应限于财产性利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贿赂范围应该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将非财产性利益排除在商业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之外,这既是立法技术的需要,也是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应然要求。反腐败应避免盲目的刑法路径依赖,科学、有效地治理商业腐败不仅要以刑法为依托,也要注重从刑法到他法、从法内到法外来构建多层次与多元化的方法和路径。     

发挥思想政治建设在高校反商业贿赂犯罪中的内约功能

近年来,高校商业贿赂明显呈现上升和扩大的趋势。抑制高校商业贿赂犯罪,是当前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党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斗争。发挥思想政治建设在高校反商业贿赂犯罪中的内约功能,构筑遏制商业贿赂犯罪的思想防线,对于从源头上遏制高校商业贿赂的滋生蔓延,实现高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高校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高校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的一片净土,而近年频频曝光的由商业贿赂引发的高校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引起人们对“象牙塔”内商业贿赂犯罪的关注。以湖北省为例:2003年以来,湖北省共立…     

挪用公款罪中“挪而未用”行为的性质分析

挪用公款罪是一项发生率较高的犯罪,其中存在诸多争议问题,"挪而未用"行为性质的认定即是其中之一。研究"挪而未用"行为的定性争议和犯罪形态争议,考察"挪而未用"行为的性质、犯罪形态,在司法实践中,应区分不同情形认定和处理"挪而未用"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