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罪名问题研究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现行刑法作了大规模、突破性的修正。其中,新罪刑条款中涉及的罪名确定问题是现实首先要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经仔细研究推敲,该修正案共涉及五方面罪名确定问题:罪状全新或独立而出现的有六个新增罪名;罪状对象扩展或行为扩展后形成的有五个新扩罪名;罪状对象单列或行为添加而形成的有三个新调罪名;罪状行为方式重构或危害结果更改导致的有二个修改罪名;罪状修改或法定刑调整但犯罪本质不变的有五个保留罪名。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点思考

广义的商业贿赂是指凡是发生在商业领域的行贿、受贿与介绍贿赂现象,都可以称为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商业贿赂中的谋利益问题、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问题、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而要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应该设立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加大商业贿赂犯罪的经济惩处力度;加大对行贿者的惩处力度;减少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增加财产刑的适用;在商业贿赂犯罪中增设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从刑法典看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从《刑法》体系看，虽然我国刑法中未出现“商业贿赂”字眼，但通常认为：我国刑法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是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第164条规定的“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的重构

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欠缺周延,难以应付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犯罪态势。重构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机制刻不容缓,应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商业贿赂罪的主体范围;加大对单位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将贿赂内容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加重财产刑,充实资格刑;由检察机关统一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设立污点证人制度,瓦解商业贿赂当事人之间的默契;加强反商业贿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商业贿赂犯罪单独立法新论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侵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行贿受贿行为。它与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有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以及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有鉴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独立品格,我国刑法应对其单独立法,内容上包括上述两类贿赂犯罪的主体在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体系上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由此实现了我国贿赂犯罪的体系从以主体为标准的二分法向以客体为标准的三分法的转变。     

贿赂犯罪行为对象认定范围的扩展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将“财物”作为贿赂犯罪唯一的行为对象.当前,贿赂犯罪行为发生了很多变化,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行为成为法律上的漏洞.文章主张重新界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以“利益说”为基础修改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的对象扩展至任何可以满足权力拥有者需要的利益,为有效遏制贿赂犯罪、惩治腐败行为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     

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刍议

商业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类罪,严重破坏着市场经济秩序,运用刑法手段规制此类犯罪已刻不容缓。由于立法上的疏漏,对商业贿赂相关问题的司法认定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产生不同的认识,给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和范围、商业贿赂犯罪的客体、犯罪对象,以及该罪在认定中的关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中的“职务”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便于在司法过程中准确认定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     

“两高”明确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八种罪名

“两高”：正确区分贿赂与正当馈赠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意见》共十一条，主要涉及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认定以及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等七个方面的内容。     

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

罚金刑执行难是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其立法根源在于刑法总则所确定的罚金刑适用根据的单一性,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规定的僵化性;其司法原因在于罚金刑的判决具有盲目性,罚金刑的执行主体不够具体。从立法上讲,应完善刑法总则关于确定罚金数额根据的规定,改进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同时增设罚金易科制度;就司法而言,应摒弃罚金刑适用的盲目性,并统一罚金刑的执行机构。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人质谈判中劫持者话语的理解

话语意义的听辨、话语信息的解读和话语动机的推导是劫持者话语理解的主要内容。劫持者话语的理解在谈判中意义重大,利于谈判人员谈判时有的放矢,利于警方有效地控制犯罪嫌疑人,保障人质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