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周延问题

关于直言判断的谓项周延与否,可以说是逻辑学界的一个老话题了。争论至今大致有二种意见:(一)直言肯定判断谓项一律不周延;(二)直言肯定判断谓项有时周延。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大多数人赞同第一种观点,但还不能完全说服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本文认为之所以不能说服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是因为第一种观点本身不够完善。因此,本文力求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论证第一种观点,反驳第二种观点。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范式——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

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类似” ,对休谟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划分进行了扩展研究 ,完成了休谟这一理论从绝对理性的本质主义向相对理性的非本质主义的过渡 ,并以非本质意义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为基础 ,以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为例证 ,提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范式的两种“理想类型” :还原与解释 ;推展与原创。作者认为 ,依照这两种“理想类型” ,就能厘清目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研究方法的盲目和混乱 ,在解释与对话中确立起码的规则 ,从而深化思想的研究 ,推动思想的创造。     

程序系统视角下对民事再审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订)的正式施行,使民事再审程序面临着制度内部和外部关系等方面的新问题、新挑战.以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两大系统为观察线索,在再审程序与一审普通程序的关系方面,应当严格限制一审审结的案件适用再审,并扭转再审程序的依附性和非终局性；在再审程序与二审程序的关系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特殊救济与通常救济之间的本质性差异,矫正两类程序在核心功能配置、适用范围界分等方面的混同、重叠和错位；在再审程序与新增型非讼程序的关系方面,应当遵循非讼法理,避免再审制度适用范围的不当扩张,维护非讼程序救济机制的“个性化”配置；在再审制度的总体构建和具体适用方面,应当践行比例原则、利益权衡原则、穷尽其他救济原则等理念,逐步回归再审的特殊性、例外性和严格性本质.     

我国刑法理论中期待可能性理论适用范围的限定

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了“法不强人所难”的立法思想 ,表达了刑法对人性的尊重、对人追求个体幸福的本能的肯定 ,从而受到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重视 ,现在西欧各国的刑法典中均有体现。近年来 ,为了解决“阻却犯罪事由与犯罪构成契合点”的难题 ,我国学者首次引进了期待可能性理论 ,然而 ,由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大陆法系国家迥然有别 ,而使得移植期待可能性理论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本文通过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框架中期待可能性理论含义的分析、该理论适用范围在德、日两国修正发展过程的探讨 ,拟为我国刑法理论框架中限定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适用范围     

宪法审查的穷尽法律救济原则

"穷尽法律救济原则"是各国宪法审查制度普遍采行的启动要件,它在集中式审查模式中主要存在于宪法诉愿程序中,而在分散式审查模式中主要体现为"穷尽行政救济"。然两类规范形态具有相通的双层结构规范内涵:在判断是否已穷尽相关法律救济之后,对于未穷尽者,进一步判断其是否属于具有普遍性意义或者会产生重大且无法避免之损害的例外情形,以谨慎决定宪法审查是否可提前。这既体现出宪法审查的备位性,也说明备位性须受到人权保障之价值目标的限制。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辨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语出《礼记·曲礼》。议者每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宗周礼治的一项重要原则,并构成宗周礼治的基本特征,并望文生义,谓“‘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赋予各级贵族的权利,特别是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得享受。平民和奴隶虽然毫无权利可言,但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的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①宗周礼治是否真的存在过这么一个“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如果有,其真意又之为何?对此,有人充分肯定,亦不断有人提出各种质疑。肯定论者…     

论国际环境法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要包涵两层意思：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它不但是国际环境法上的一项重要的原则,更代表了环境正义思想在适用范围上的扩展。本文主要探讨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定义、内涵以及环境正义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间的关系。     

论犯罪的对合关系

犯罪的对合关系指犯罪行为人及其指向对象互为行为相对人,彼此依存,缺一不可。犯罪的对合关系以对合性、犯罪性和法定性为特征。在实践中,犯罪对合关系可分为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和非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在彼此俱罪的对合关系中,又包含彼此异罪与彼此同罪两种类型。在澄清犯罪对合关系的认识及其类型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各种对合关系在立法上的反映以及具有对合关系的犯罪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普通电路图著作权保护问题探微

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和“制品”的判断基础是“创造性”,但同时考虑新颖性和排他性作为前提,当内容和形式具有独创时,创作者对其内容形式享有著作权。著作权法对作品思想内容保护,体现在它肯定作者与他的思想的人身联系,并使他有权利维护他的思想完整性。一件作品只要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创造性就可以受到保护。而实质性相似的认定,就能确定是否侵犯知识产权。     

论美国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与行政行为成熟原则、行政行为完成原则共同构成了美国行政诉讼受案时间的立体化标准。1993年达比诉西斯内罗斯案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该案以《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条后半部分的规定为基础,确立了穷尽行政救济要求的新规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穷尽问题和例外情形两条主线相互交叉、共同发展的过程。坚持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对于有效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行政机关的自治权、进而提高司法效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欧共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竞争法关系初探

由于均对各自适用范围做扩张性解释,因而欧共体竞争法与成员国竞争法在适用范围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叠, 二者构成了一利双重控制体系。但这种双重控制体系又是有条件的双重控制体系,即当二者之间有冲突时,应以共同体竞争法的效力为优先。随着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从属原则被确立为欧盟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双重控制体系面临瓦解的可能,在未来有必要对两套法律体系的适用范围进行重新划定,从而使其各行其是,互不干涉,而且预计成员国竞争法的地位会得到相应提升,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行政法定原则及其法定范围

行政法定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相关但不相同。前者是对后者的扩展。法律保留原则主要考虑代议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行政法定原则则全面考虑"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是在"法律保留"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包括"法规、规章保留"在内的"法的保留"。行政法定原则的核心问题是法定范围。自由权的消极性与社会权的积极性可成为界定行政法定范围的宪法依据。概而言之,干涉自由权之外部侵害行为与干预性给付行为、内部侵害行为与特殊给付行为、给相对人增加义务的程序、组织行为应纳入法定范围,其他行政行为应排除在外。     

行政诉讼给付判决的构造与功能

司法实践中存在对给付判决作扩张解释的现象,这将导致给付判决与其他判决类型在适用范围上发生重叠,致使新增给付判决的立法目的落空。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纠纷解决”的立法目的,塑造了“低强度审查模式—高强度审查模式”的司法审查强度区间,要求法院对程序性裁判与实体性裁判作出区分。履行判决原则上只能是程序性裁判。给付判决的制度功能在于确立实体性裁判的裁判方式,弥补履行判决在功能上的不足。现阶段,给付判决尚不能发挥“多用途武器”之功能,其适用空间应限于法律规范规定的给付义务、给付行政范畴内的给付义务、以金钱或财产为内容的给付义务。     

从原则到例外：《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则的体系化展开

《民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涉及《民法典》可否溯及适用的问题。原则上,《民法典》不溯及既往。对于一时性法律事实,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对于持续性法律事实,在一般情形下即行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涉及合同履行争议时分段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有利追溯、空白追溯作为《民法典》溯及既往的例外,在适用范围上互为补充,在构成要件上互相牵制,在法律效果上层次分明。不过,即使在有利追溯、空白追溯的例外情形下,《民法典》的溯及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受到既判力的约束。     

On the Legal Effects of Framework Decisions and Decisions: Directly Applicable,Directly Effective,Self‐executing,Suprem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eeks to, first, clarify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an array of 'legal-effect labels' which are often used interchangeably or in a loose way in the literature and, second, assess to what extent they can be applied to two kinds of very representative third pillar measures: Framework Decisions and Decisions, defined in Article 34(2) TEU. These 'labels' are 'directly applicable', 'directly effective', 'self-executing' and 'supreme'. The main conclusion is that these are interconnected concepts, in that the way in which we define one of them may prejudge the scope and/or the role played by others.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in the case of direct effect, expressly excluded in the Treaty definition of Framework Decisions and Decisions. Arguably, our definition of direct effec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measures can develop other effects—especially those emana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should we accept the latter as applicable to the third pillar). Further,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even if we adopt a narrow reading of direct effect that would allow for a hypothe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imacy to these third pillar measures, there are powerful reasons to reject the judicial extension of the Simmenthal duty to this area within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the TEU.     

公平责任、损失分担与民法典的科学性——《民法典》第1186条之“来龙”与“去脉”

《民法典》第1186条对原《侵权责任法》第24条作出重大修正,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正为"依照法律的规定",从而完全改变了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适用机理。立法者作出此项修正之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适用范围,统一裁判尺度,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尺度过宽等弊端。为此,在司法适用中有必要对"法律的规定"之文义予以目的性限缩,即其仅指《民法典》或其他法律中有关公平分担损失的具体规定或特别规定,而不包括其中的原则性规定,尤其是不应包括内容抽象、空洞的"公平原则"。侵权法有其自身的原理和逻辑,其并非解决受害人救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妥善解决受害人保护和损失分担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体系。     

庸人政治、偏激取向与民主社会的异化

现代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往往呈现出两种现象:一是庸人往往占据高位,而那些事变创造性人物则越来越为主流社会所遗弃,导致新思想对社会产生作用的时滞越来越长;二是呈现出强烈的极端性和好斗性,那些拥有权力优势的国家和个人更易于实行机会主义。究其原因,这体现了当今民主体制的缺陷和相关条件的不成熟。一者,如果对民主选举的范围和内容不进行界定,那么多数至上规则中获得优胜的往往是基于影响力原则而不是贤能原则;二者,如果社会大众的教育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那么集体行动往往会呈现出狂热和非理性。     

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技术调查意见为视角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查明技术事实的重要制度.技术调查官根据法官的指令参与诉讼审理的全过程并对查明的技术事实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由于我国的现行规定存在局限性,导致技术调查意见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比如适用范围的界定不清、适用程序中是否公开以及具体适用方式等问题.为了有效规范技术调查意见的具体适用...     

论规范性文件不予一并审查:判断要素及其认定规则——基于1799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规范性文件“能否一并审查”是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的先决问题。根据现有的制度规定,可将司法实践中规范性文件不予一并审查的类型划分为基础性要件缺失、附带性要件缺失和例外情形等三类,每种类型都包含多种情形和不同判断要素。法院应当采取更加积极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将更多的规范性文件纳入一并审查的范围。对于不予一并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应当在区分规范性文件与非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认定标准明确界定规范性文件排除审查的范围。应当赋予第三人一并审查的请求主体资格,并明确当事人延迟提出一并审查请求“正当理由”的判断标准。对于不予一并审查例外情形的认定,应审慎对待,严格约束法院司法裁量权的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