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

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徼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举措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由于明、清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思想及举措

清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仍是传统的"守中治边"及"守在四夷".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清廷在前半期注重边疆的巩固与管理,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经济方面,清朝把移民与云南的开发以及实现人口合理分布联系起来,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平民移民垦荒运动.清朝还把云南看作国家赋税和金属产品的重要供给地,使云南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挑战与治理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

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短板，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风险挑战决定了必须把边疆民族地区放到国家治理重要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治国必治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时代治藏基本方略和新时代治疆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和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指引了前进方向，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要坚持党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全面领导、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法治化程度、坚持以治藏和治疆为核心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方略和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现代化能力，从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持续稳定与繁荣发展。     

从“备边图”到“界务图”的嬗变:中国西南历代边舆图编绘思考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山高水险,民族众多,环境复杂,边疆治理和备边尤为需要舆图的支撑,从唐代李德裕编《西南备边录》开始,历代都在编绘相关边舆图,但目前保留下来的最早的边舆图是明代的。清代有关边舆图众多,主要分成边疆民族治理和边界界务两大类,清前期以边疆民族治理类为主,清末民国则以界务舆图类为主。清代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边舆图主要集中在大小金川、苗疆、康藏、滇缅、中越界5个方面。总的来看,元以前的边舆图中的备边概念中的"边",不过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的概念,即"中原与边疆"之边,呈现为一种传统的国家观下的"内边",多为一种文化边界、军事边界,"界"的概念存在,但并不重要。元以后的"边"既有传统国家观下的文化边界的"边"的概念,即中原统一王朝与周边边疆各民族之"边"的概念,也有一定中国统一王朝与境外国家、民族政权的"外边"概念,并逐渐有了明确的"界",但直到清代中叶,"界"在现实国家政治、军事运作中地位并不突出。只是在清中后期,现代国家建构下的"边"的概念才完全形成,才完全演变成一种政治边界,"界"才成为边疆话语中的核心,故清后期的"界务图"往往成为边疆地图中的核心所在。     

略论清代前期西北边疆的"因俗而治"政策

清代前期在西北边疆地区所实行的"因俗而治"政策,实际上是根据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等所制定的、目的在于加强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实现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治边政策.     

宋代西南“极边”地理认知与国朝应对

"极边"作为宋代疆域统治的最边缘地带,成为研究西南边疆史的重要视角。对宋代西南"极边"的界定,需要对其同义词汇的准确掌握。"极边"体现的是政治边疆与族群(文化)边疆的统一,是宋朝建立"华夏与非我"意象、凝聚内部认同的重要分界线。"极边"作为宋代战略防御体系的最重要地带,还成为西南边疆层级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宋代政府为求西南"极边"之地秩序的稳定,实施迥异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因此"极边"成为观察宋代边疆政策的最佳位置。     

中国历代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都逐渐察觉并承认国家不同区域间的差异性,并在"守中治边"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间接被动和积极主动的治边思想。在维护陆地边疆政治安全的实践中,设置了专门的中央机构、独特的边疆政权,并且开创了军民戍边的传统。治理主体的健全、治理过程的互动和治理环境的稳固影响着陆地边疆政治安全治理的功效。     

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大致呈现出"全国性的、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由各种不同的地方团体组成的广大基层"以及土司、政教合一等多元边疆民族政治结构等三种类型。它们既有同质性,但也存在着极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策,既要考虑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层面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西南边疆各省区内部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性。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南边疆各省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各不相同的政治关系形态,南京国民政府对各省的治策自然呈现出不同之处。     

高其倬治滇农业思想初探

在自然经济时代,农业作为"本业"历受统治阶级的青睐,从而产生了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农业思想.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历代官员在治滇过程中都形成了各不同的农业思想.其中,在清代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云贵总督高其倬治滇的农业思想,尤其具有代表性.这不仅是整个封建社会重农意识在他身上的体现,也是云南农业生产极端落后且急需发展的状况在其思想中的体现.     

清末巡警部创建的历史考察

20世纪初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维护其统治的"新政"改良运动,改革警政便是其内容之一,并于1905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警务机关——巡警部,以指导全国的警政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警政近代化。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左宗棠与西北民族地区儒家认同的建构——以同治回民起义后书院重建为中心

书院是推行儒家教化与认同的最重要机构之一。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回民起义之后,左宗棠对陕甘地区的书院做了大规模的整修、增修,与书院相关的文教设施也得以重建。这都体现了清政府力图通过增进儒家文化认同,稳固统治秩序的强烈色彩。     

论清入关前后谒陵礼仪的演变

中国祭祀祖先山陵礼仪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墓祭,以后相沿成习,清朝也是如此。在清代,祭祀祖陵是宫廷的重要典礼之一,是清帝“用展孝思”思想的生动体现。本文通过对清朝入关前后谒陵礼仪的演变分析．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再现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强盛与衰败。     

论清末川边垦殖

改变传统的“因俗而治”,实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清末筹边奏疏的议题重心和政府治边“新政”的政策导向,大量档案文献证明,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首次将边疆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川边的移民垦殖,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当局寻求川边治策的重要内容。     

明清"赶苗拓业"事件探究

在明清王朝统治的3个多世纪里,南方数省毗邻的武陵山及云贵高原东部,多次发生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赶苗拓业”事件。“赶苗拓业”虽然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却是包括明朝开国皇帝在内的封建王朝的统一行动,是统治阶级“平蛮”政策的实施。它给被剿杀、驱赶的相关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并迫使苗族大规模西向迁徙,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     

论清末军事工业

清末军事工业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清末军事工业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特点,对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造成了重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清代云南汉族移民迁徙模式的转变及其对云南开发进程与文化交流的影响

清代内地与云南的经济互补性的实现使云南汉族移民的迁徙模式由强制性向自发性转变。迁徙模式的转变加速了清代云南的开发进程。这主要体现为开发进程由平坝城镇向山区的推进,同时,随着汉移民流动性、多圈层性的形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打破了由于地理环境的隔离或由于从事定居农业而在封闭性地域发展格局中形成的各民族群体分割聚居的封闭性,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