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秦人责任伦理形成的早期根源

秦人责任伦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一是早期生存抉择过程中的责任意识萌芽;二是源于早期的宗教信仰;三是早期因功受赏成功经验的外在推动。这些因素促使早期秦人将西周时代的家族道德哲学转变为国家公利哲学,实现了从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化,开创了二千年封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滥觞。     

商鞅强秦的道与术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秦国由弱转强的关键,秦国君主通过推行并沿袭商鞅之"术",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商鞅以强秦为目的,顺应时势采取了合理的"道"与"术",从而为成就秦国强盛之世奠定了基础。商鞅强秦的成功之处在于确立了合理的目标与方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既敢于破除传统,又能与秦国国内背景相结合,时至今日仍不乏启迪意义。     

移风易俗:商鞅变法的重要侧面

商鞅变法是促成秦国强大、最终完成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商鞅变法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此史学界也多有著说。社会风俗的改易也是商鞅变法中的重要内容,其一改秦国原始的蛮夷之气、彪悍之风,使得秦国形成了遵从法纪、服从政令、民风朴实的社会风尚,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改革措施的推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溯源及评价

秦国"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制度看上去与《周礼》《管子》记载的吏师制度和布宪之法十分相似,但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者继承了后者。本文认为它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形成的一项独有的制度和政策,秦统一天下后为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经李斯重申而施行于全天下,并流传后世,影响久远。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制度在周代有其合理性,但秦国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政策扼杀了思想文化发展的活力,造成了严重的倒退。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基于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运作方式。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在集体经济时代、税费时代、后税费时代的发展变迁嵌入在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及发展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变量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受制度环境决定并随其不断发展。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正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实现运行机制的路径创新。     

秦国“政府智囊”如何谋划变革

秦国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谋士有很多,穆公称霸西戎时的百里奚、蹇叔,孝公时为秦奠定基业的商鞅,秦昭王时提"远交近攻"的战略家范雎,支撑秦国文化发展的吕不韦,遑论最终一统天下时的朝廷重臣李斯、尉缭,均是不问出身,量才而用,最终为秦国的一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商鞅变法与中国传统法制的初次转型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并非一脉相承,夏、商、周三代原生的礼治法律传统至战国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其最为典型的事例即秦国的商鞅变法。变法后,秦国在全新指导思想和法律原则基础上建立了体现法家法律思想的专制法律制度。"徙木赏金"是商鞅变法的预备措施,商鞅的这个行为有特定的用意即愚民,又包含了他将推行的法律制度将会具备的基本要素,并且预示了变法的后果及影响。     

论文化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文化研究为什么需要哲学？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为文化的理性理想辩护,才能守护文化的精神内涵;哲学为什么要为文化的衰落负责？因为19世纪后期以来哲学不再有能力构建一个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容忍了文化之伦理动能的丧失。但由于文化具有伦理品格,伦理动能的丧失,表明文化理性理想的丧失,因而现实的文化不再有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来引领和守护,文化衰落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文化哲学必须承担起的使命,就是以伦理理念的理想来引领、建构未来文化,反思、批判当下文化,只有这一使命才是文化哲学的正当理念。     

从秦国兴亡看商鞅变法速效根源

速效性是商鞅变法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特点,其根源在于极端贯彻运用了"利出一孔"思想。在国家掌控所有生存资源的前提下,秦国统治者遏制并关闭所有个人生存通道或空间,仅把"农战"作为民众唯一的生存"孔道",因此能快速集中国家肌体上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驱动全民为兼并战争、统一中国效力。这对秦国暴兴功不可没,同时,也由于其缺乏制度弹性、悖逆人情等副作用,给秦朝暴亡埋下了重大隐患。秦国兴亡留给历史的昭示是,只有把强民作为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协调发展民力与国力的关系,才能走出"利出一孔"的利弊循环。这对进一步深入反思商鞅变法、总结改革与兴衰关系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动员与农村制度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制度考察

以农村改革为结点,社会动员与制度变迁是相互交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制度变迁成绩的取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动员成功促成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与国家和谐互动的结果。近三十年来,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税费改革为阶段性标志的农村各项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动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新农村建设正在火热进行中,预示着新一轮农村制度变迁行将开始。回顾过去,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动员与新的农村制度变迁的良性互动,对我们做好农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觉为精神基础,以历史与现实成就为依据。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所存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自信不足,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够坚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伦理品质的挖掘不够、对走独立创新的学术发展道路的信心不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当其冲需要提升文化自信,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扬弃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成果。     

从慈悲正义到公民权利:西方福利文化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从福利文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角度来检视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其发展阶段大致可划分为西方传统福利文化下的"宗教-慈善"保障制度、"人道主义"福利文化下的"国家-市场"保障制度和"多元主义"福利文化下的"国家-市场-社团"保障制度。这种划分可以为西方社会保障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从而廓清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真实历史演进轨迹。     

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意义及转变

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对于推进公共行政制度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和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必须实现向参与型、服务型和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根本转变,通过树立基本理念,构筑我国全新的公共行政文化。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选择

彭正波在《理论导刊》2010年第1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决策实践，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和社会转轨。之所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理念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渐进式改革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藏族创新发展的文化模式探析北大核心CSSCI

在现时代,藏族和其他民族一样面临着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反思,面对着现代化的课题。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转变传统文化模式,建构符合创新发展时代理念的现代文化模式。藏族身处雪域高原,藏族传统文化是世俗文化和强势的藏传佛教文化的混合型文化。藏族传统文化的改革创新必须基于自身传统文化模式的特点进行转型,形成既符合现代普遍理念又带有民族特色的藏族现代文化模式。具体言之主要包括系统有机的五个方面:传统转型、内外开放、主体人格、伦理关怀和绿色生态。     

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发展现代化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现代道德理念在社会层面的深刻体现,因而具有深层的伦理价值。创新以探索重生的经济伦理表述发展路径;协调以推进对话的交往伦理表述发展形式;绿色以确立友好的生态伦理表述发展模式;开放以建构公正的制度伦理表述发展动力;共享以培育包容的政治伦理表述发展理想。五大发展理念本身的实践性,使其伦理价值跃升为与发展现代化"相适应",从而有效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伦理价值与发展现代化的"相适应",构成发展现代化"最大动力"与"最好动力"的辩证互动。     

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解析

在现代性不断增强而精神伦理家园日渐衰落的历史境遇中,深化当代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域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着重探讨：生产力范畴与道德范畴间存在必然逻辑联系,但并非简单、机械式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传统威权宣谕式道德伦理教化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制度伦理建设日益成为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石;社会道德建设应提升至文化哲学批判高度,实现对小农意识和市场经济物化与功利意识的理性批判,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和谐共生。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欧美、东方国家和拉美地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同特点和经验教训,欧美经过长时期历史发展,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法德模式,东方国家则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集权到分权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稳定秩序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中国中产阶级发展

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变革引发了老中产阶级的产生,文化资本的扩张促进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国家正在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望实现中产阶级的全面发展。在中产阶级发展的每个具体环节,都是诱致性变迁在前,强制性变迁在后,来自于国家的相关制度是确认、保护中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从整体来看,中产阶级发展对应了国家以经济、文化、政治为顺序的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