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践

"民族文化学"之所以在90年代以来备受民族学界、文化学界关注,其缘由一是民族学过去较为欠缺文化研究,①而文化学若脱离具体实证对象易流于空泛;二是"民族文化学"是一门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边缘性交叉学科,它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文化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中嫁接、孕育而脱胎,它尊奉文化人类学为背景学科、母体学科,吸收百年来人类学理论精华,从中寻找理论解释,建构适用于特定对象的研究模式、原则及方法.这一尝试,体现了该学科建设参与者在人类学本土化实践中的努力.     

回向"整体人类学"——以中国情景而论的简纲

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知识范式,人类学在中国主要以进化论为根基,强调英美的科学实证倾向,忽略了人类学自"两希"传统以来的哲学根底,因而导致更多偏重于社会学与民族学.如今需要从回向人类学的学理整体,关注哲学人类学,并由此发掘中国多民族经验中对人的研究,从而不仅仅对"汉学"和"少数民族学"而是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作出贡献.     

论黑格尔反思哲学的彻底性及其社会学意义

"反思"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概念,"反思"在黑格尔哲学中有两种基本用法,即积极的用法和消极的用法。黑格尔反对消极反思,而主张积极反思,这种积极反思是对反思的反思,进而对反思的反思的反思,如此下去,体现出反思的彻底性。正是由于这种彻底性反思,才使得黑格尔哲学得以可能,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形成离不开这种积极的反思。在现阶段,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入彻底的"反思",黑格尔的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有效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

正"非遗"正在成为新的研究领域"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虽然是近些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但跟"非遗"相关的各种知识的调查研究,却有上百年的历史渊源。我们熟知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文学和艺术都跟"非遗"有关,"非遗"的学术研究,过去都分散在上述各个学科里面。但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获得更大的共识,所以在这个概念之     

从公共人类学到人类学公众形象的建构

在面对"他者"时,人类学共同体也需要不断反思"自我"、寻求"自我"认同并形塑学科的文化自觉。通过外向拓展、横向扩展和纵向延展,人类学共同体不断突破"边界",进而走向公共人类学,这将激励人类学家对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在更有效地发挥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之时,也使人类学知识为公众所接纳、使用与拥有,建构人类学公众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应辩证地看待人类学与所谓"公知"的问题,充分尊重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及研究对象和公众的话语权。     

“自我的他性”:族群共同体的语境化表述

人类学学科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人类心智同一性的认同,该认同中蕴涵着两层含义:人类与非人类的区隔;在"心智同一"的前提下关注同中之异。于是"我"与"他"的关系成为人类学研究"他者"的逻辑起点。如今"我"和"他"的关系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了不同语境,反思"我"和"他"的关系,反思人类学理论,尤其是族群共同体知识的语境性显得愈发重要。讨论"自我的他性",可以反思"我"和"他"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在语境中的策略性表述。     

“民族文化学”理论建设笔谈 人类学本土化的实践

“民族文化学”之所以在90年代以来备受民族学界、文化学界关注 ,其缘由一是民族学过去较为欠缺文化研究 ,①而文化学若脱离具体实证对象易流于空泛 ;二是“民族文化学”是一门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边缘性交叉学科 ,它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文化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中嫁接、孕育而脱胎 ,它尊奉文化人类学为背景学科、母体学科 ,吸收百年来人类学理论精华 ,从中寻找理论解释 ,建构适用于特定对象的研究模式、原则及方法。这一尝试 ,体现了该学科建设参与者在人类学本土化实践中的努力。《民族文化学》 (张文勋、施惟达…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成、运行及其权力关联

地方性知识在人类学领域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在两个领域中共用概念的便利性与概念边界的模糊性同时存在。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处于文化人类学中地方性知识的核心地位,它随文化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的扩张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文化人类学中地方性知识的扩散的能力是和知识拥有者背后的权力呈正相关的关系,权力在这里是由知识拥有者政治地位高低和经济实力的大小决定。而在科学实践哲学那里,权力成为科技知识生产和传播相关的各要素之间的意蕴关联。从而前者权力的能量地位与后者权力的关联作用一起构成了地方性知识中各要素之间的行动者网络。     

民族学界与“边疆”概念中国化——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

西方民族国家产生后,国与国之间有了明确的边界,一国境内邻近边界的区域被称为该国的"边疆"。这一概念于近代传入我国。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其不得不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学、人类学及社会学学者扮演了主力军的角色。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考察时段,初步论述了相关学科的学者实现"边疆"概念中国化的努力与成绩。     

社会医学化的中国视野与研究进路

医学化已成为当今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在探讨社会医学化的理论渊源及其概念建构的基础上，综述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并提出中国社会未来的研究进路与研究议题。     

改革开放40年：走进马克思哲学四种人类学范式

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大讨论,直接导致其四种人类学范式的产生:一是"类哲学"的产生;二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人学"理解;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第四个来源的"人类学"以及作为人类学范式的马克思哲学的提出;四是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提出。今天看来,前三种范式都未能进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境界。只有第四种范式,通过发现马克思的双重历史使命和双重理论构建,通过提出哲学性、价值性的广义人类学范畴来界定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指明马克思开创了从广义人类学高度,把握人类生存发展运动的人类学哲学,并以这一哲学为核心来揭示自身全部思想理论特征;这一范式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马克思的哲学根据,从而能为创新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理论基础。     

和谐思想的外生资源及本土意义——《和谐话语的政治哲学建构——以西方共同体主义为中心》述评

正西方共同体主义是当代西方世界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潮,该思潮立足于对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恢复性重建,对倡导价值中立原则的程序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中,传统与古典得到恢复与重视,政治的生存论根基得到体现,自由在"消极—积极"的二元理解格局中得到了全面阐释,民主超越了制度设计的政治民主层面而进入关注民主文化与民主意识的社会民主层面,权利不再     

论历史时间

本文从历史时间观念的演绎、历史时间的主客观范畴、历史学时间和历史学家的时间四个方面探讨了历史哲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时间问题的历史和主客观范畴 ,时间对历史学学科和历史学家特征形成的影响。指出时间范畴的历史涵义、认识论、方法论功能以及文化史内涵是历史学家的常规认识 ,而历史学家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应当深入历史时间范畴内部的哲学内涵去认识历史时间的份量 ,结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等等学科新的时间概念 ,架构完整的历史时间的理论体系 ,推进历史学向高级化发展     

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人类学需要的大视野

人类学是什么?其学科定位于特点何在?百余年来中外的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有相通之处;但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是不等同的。中国人类学没有到位,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建。重建的含义有两层:第一是恢复学科;第二是超越既有(模式)。超越的关键就在要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一是向世界的开放。二是向个体的开放,就是向生命自我的开放。我们要不断反思,超越狭隘的"本土中心"和"国族主义"倾向,复归人类学的整体世界观。     

公民社会：一种解读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理论

关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不同学科的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定义，但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类是哲学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强调“公民性”，即公民社会主要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构成，它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     

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的现实困境与相关理论的探讨

由于少数民族社会的现代转型造成文化传统的失落与神话思维的崩解,其审美文化的原创性面临着破坏与消解的危险.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所面临的"保存与发展"的困境,应首先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应以民族文化活动为基点,以集中体现民族审美意识的民族艺术为中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广泛运用民族心理学、民族伦理学、民族语言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民族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方法,建立艺术哲学的比较视野,以取得该学科领域的新突破,拓展美学研究的范围.     

个体化背景下的民间权威与乡村公共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力量消灭了旧有社会结构中的宗族、社团等共同体,国家权力的末梢深入基层社会,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重新启动、国家力量在制度设计上的退出,社区衰微的状况也在蔓延,面对草根社会中的种种失范状态,国家力量及法律体系未必能够面面俱到地解决实际问题.本文试图梳理学界对中国乡村个体化的研究,并以西方社会学中“共同体”和人类学中“民间权威”两个概念为切人点讨论乡村共同体生活重建的议题.     

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启示

由外在的行动及其选择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情感、信仰、精神所形成的观念分析,是社会人类学用以理解异文化的主要认识工具。这一认识工具内化着包括哲学、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共同的认识脉络,经过沉淀,发展成为社会人类学主要的认识论传统。对人何以为人、结构与观念关系的思索中,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既蕴含对人类社会一般性过程分析和抽象的追求,也存在着尝试整合经验论和观念论两种不同认识体系的学科立场。当代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中,对观念和结构进行了重新把握和应用,形成基于认识论传统的新发展。面对当下人类学各分支学科无法通约、互动困难的状况,对认识论传统的共识和确认及在这一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人类学者必须省思的问题。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以“共同体思想”为视角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使个人自由权利与社群共同体之善的矛盾关系成为焦点。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为这一矛盾提供了科学的解决方案:个人的自由发展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两者统一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中。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哲学家赫斯提出的"和谐共同体"思想。正是这一思想促使马克思推进了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结,把对共同体的论证逻辑从人本主义逻辑转换为历史生成逻辑,并将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奠基在唯物史观和实践辩证法之上。     

市民社会中“经济事实”的还原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验性方法的考察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表现了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对立,同时也表现了人与人的利己本质的对立。因此,市民社会是一切秘密的发源地,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无非就是对市民社会中家庭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政治经济学是为市民社会学——市民社会学即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费尔巴哈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中出现决非偶然。一方面,费尔巴哈哲学宣告了思辨哲学的逻辑学的研究前提是错误的——思辨哲学是从思辨的观念的无限性而非从现存事物的感性的有限性出发。另一方面,费尔巴哈哲学还宣告了唯心哲学的逻辑学的思维路径是错误的——感性的经验世界、经验世界的感性决不是思辨的抽象的现实化,决不是观念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