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缺失原因初探

理性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客观事实,极大地削弱了依靠强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秉持不同价值观的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达成"理性和解",变得愈发困难,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公共理性精神是实现现代社会整合的基石。中国长时期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新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全能型国家体制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着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成长。     

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决策优化——基于文献的逻辑考察

信息技术能够改善有限理性,是按照"理性模型"优化公共决策的逻辑前提。而信息技术对有限理性的改善又依赖于"充足的决策信息"、"广泛的公民参与"、"决策主体组织结构优化"等3条逻辑路径。对这些因素在信息技术发展和既有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变化做进一步考察,使得应然与实然间的张力清晰化。进而说明,对信息技术作用于公共决策所依赖的制度衔接进行研究,比得出应然结论本身更为重要。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性别正义

女性主义对公民资格理论传统的批判在凸现传统公民资格理论中女性之缺席的同时,却由于潜在的性别本质化分析而陷入普遍主义正义伦理的两难,关怀伦理成为女性主义摆脱正义伦理两难处境的另类思考。与以关怀为基础的路径相一致,差异性立场、身份政治转而成为女性主义表达其性别正义诉求的武器。但是如果妇女并非一种统一的性别象征,如何能够提出妇女的政治主张?因此,建构一种基于宽容、对话、理解、友爱、团结基础之上的包容不同身份差异(包括性别差异)的公民身份和公民制度成为继身份政治之后女性主义进一步考虑的重点。     

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必要性分析

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引入公民参与以增强其公共性十分必要，一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本身是一个社会各利益群体进行博弈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二为公民参与是弥补政府有限理性的缺陷与克服公共权力腐败的必要路径。在我国，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缺位问题。鉴如此，有必要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机会。我国目前已拥有逐渐提高的国民素质、良好的法制基础和逐步完善的民主机制等诸多有利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合法化过程的可行性条件：     

在合法性中累积有效性:地方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温岭模式研究

参与式预算不同于行政主导型的预算模式,它是一种公众能够决定部分或全部可支配预算或公共资源最终用处的机制和过程。实践证明,公民参与不仅是公共预算的合法性来源,也是其有效性来源。浙江省温岭市参与式预算"新河模式"与"泽国模式"通过将民主恳谈与基层人大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公民、基层人大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解决了镇级公共预算"软约束"问题,促进财政资金公平、理性分配,为我国公共预算改革未来的指明了方向。     

美国“主动”公民教育理念和实践及启示研究

随着美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人们为维护个体或群体利益而采取行动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或"服从"公民观逐渐转向"主动"公民观,主张以一种积极和理性的态度参与社会和政治公共生活,以满足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要求。"主动"公民观对美国公民教育理念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主动"公民教育理念提倡在多元化的美国社会,通过实践教育方式促使学生形成公民权责意识、养成公民品格,并掌握"对话与合作"等公民参与技能。在联邦政府推动下,美国逐渐形成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社区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实践体系。     

浅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作用及发展方向

<正>协商民主理论形成于20世纪末期的西方政治学界。它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决策以正当性,并经由协商民主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其核心是公共协商,其实质是以理性为基础、     

论公共权力的制衡

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用到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进而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公共权力具有人民性、相对性、支配性、权威性、组织性、稀缺性、经营性和代理性。当公共权力不受到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侵害公民的权利,这需要通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舆论手段在体制内解决公共权力运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制衡路径设计基本组合思路为对于最高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横向制衡;对于中间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以纵向制约为主,横向制衡为辅;对于最底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纵向制约。     

民主审议: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安排

民主社会早已成为全世界大势所趋,但何种民主模式最能符合"民主"原意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传统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均有其不尽完善之处。本文认为,罗尔斯提出的公共理性因其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优点,足以成为调节民主社会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基础原则,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并不是最好的实现公共理性的制度设计。相反,哈贝马斯的审议民主理论超越了共和主义民主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缺陷,更好的实现了公共理性自主性和公共性的价值,是实现公共理性的更好的制度选择。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