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太极”诠释的发展

“太极”一辞于《易经》所无，而于《易传》始言之，发展到了宋代的周濂溪有《太极图说》，其中的第一句，“无极而太极”是关键。往后的发展，对于“太极”及“无极而太极”两句常视为形式义，而不决定其内容，内容视各派系主张而有不同。各家常以自己的体系观之，故有不同诠释。如理学则视此“太极”只是理；心学则视此是心；气学则反对太极为气外“根源之物”。对于太极一概念的演进之研究，可以看出宋明理学的发展，及宋明理学体系对太极概念的影响。本文即以此“太极”概念做为核心，进而把其中的观念之发展，一一述及之，并解析之，以阐明此概念于宋明理学中诠释之演变。     

“哲学”与“中国哲学”——以张岱年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中关于“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回溯与省思，总结提出张岱年的哲学观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发端到确立，再到系统论述的发展过程，最后到90年代重新确立哲学是有理的信念之学的曲折过程。提出了张岱年的哲学观符合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反映了世界哲学的客观事实。这种富有民族特色，体现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精神的哲学观不仅为中、西（外）、马等哲学之沟通与比较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更意味着哲学创新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模式。     

辨名析理 考镜源流 独成一家——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学术贡献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为中国哲学界定了研究视域、创新了研究范式、构建了范畴体系，对于引领中国哲学发展，规范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大纲》提出的方法论原则并据此还原的中国哲学观，蕴含着张先生自己的哲学情愫及其对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为其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正在形成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的新唯物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新中国建国后没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哲学综合创新之宏愿，是一代哲人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王夫之的气论与天论

王夫之自然哲学中“气”与“天”是两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两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可以说船山通过对气论和天论的相互阐发,深化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了其自然哲学的理论高度,由此而开创了古代自然哲学的新格局。从“气”的角度来看,王夫之对张载“太虚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等说法进行了发挥,他说：“人之所见为太虚者,气也,非虚也。虚涵气,气充虚,无有所谓‘无’者。”就是说人们所看到的任何空间,都并非是绝对的空无,而是絪縕之气。在王夫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与地相对举之天,即自然之天,其常与七曜并列。而“天”的另一重含义则指的天是气的总体,即是无限的物质世界。王夫之气论与天论之间的相互阐发已经相当细致和缜密,使其无论在气论还是在天论上就其深刻、全面和理论的思辨性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前人,从而将张载以来的这一学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马一浮“新《六艺》论”论稿

马一浮先生的新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新《六艺》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是新《六艺》论的首出观点,也是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的总纲。“《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六艺》该摄于心”,“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这三个观点集成为马先生“新《六艺》论”的核心层圈。其所建立的,是以心为根源(本原)为动力、为统摄的唯心论的一心开《六艺》、《六艺》开群学的文化哲学--学术思想体系。它确立了中国学术的中国性和《六艺》的原典地位,确立了回向原典中发展的文化思路及中国学术和文化的主体地位,并且确认全人类实存而有普世价值,而结论则是：“《六艺》之道炳然常存。”     

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阐释

张岱年哲学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人生论等作出了创造性阐释,鲜明地体现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特色。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比较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这对于完整理解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张岱年毕生信持马克思主义,老而弥坚,这种精神在当下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     

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基于冯契“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的理解

基于现代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来理解孟子哲学的自我,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性角度而言,孟子证成了其自身之为自身,即自我不是作为普遍概念的例子而是切己之自身而存在;并且,孟子从自我“内在固有”之思出发,以能思能觉的主体之展开自身作为自我,是逐渐生成的精神性作为自我属己世界的主宰和本体根据,这都与平民化自由人格理论具有某种一致性;但是另一方面,孟子的自我又有“人皆可以为尧舜”、“心所同然”的普遍性承诺,他具有很强烈的“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这就容易走向文化或道德英雄主义,而有悖于平民化自由人格。因此,对于孟子哲学中的自我,需要经过创造性的阐释才能真正成为平民化自由人格。     

论谭嗣同仁学的心学属性

仁学对于谭嗣同的哲学至关重要，既是其后期哲学的主体内容，也是其哲学的最终归宿。仁学凝聚了谭嗣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是救亡之路，又是启蒙之方。谭嗣同的仁学集中体现在《仁学》中，而《仁学》则是他的“以心挽劫”之作。这意味着仁学与心密切相关，通过阐发仁学之所以能够达到“以心挽劫”的目的，是因为谭嗣同在仁学建构中彰显心学意趣。在对仁的推崇和论证中，谭嗣同宣布作为“天地万物之源”的仁“故唯心，故唯识”，通过将仁与慈悲相提并论，建构了仁、心、识的三位一体；在对仁的界定和诠释中，通过将通说成是仁之“第一义”，沿着仁—通—平等的致思方向，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慈悲之心的相互感化。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格物”之异——王阳明与罗钦顺的论辩

王阳明与罗钦顺均为明代学术史上的大儒,两人是好友,但学术观点却常出入,尤其在理学问题上,往往是截然相左。阳明从其“心学”立场出发,将“格物”问题主观意念化,强调反观内省,淡化客观实践过程;而罗钦顺以“宋学”（理学）视角解“格物”,再三致疑阳明的“格物论”,力主物的客观实在性,格物的实践性、过程性和客观性。阳明的“格物”说源出经典,但不限于经典,且多造己意;而罗钦顺的“格物论”,则严守经典,坚持程朱理学的格物论思想。王、罗两人的格物论争论,相互均有刺激与启示,深化了对此古老问题的认知。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之未来的探讨

国内学者多用“中国道路”的表述解说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道路”“是否可持续”之所以日益成为讨论焦点,既源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追问之完满求解,亦源于为拉近“中国思想”与“中国道路”的距离所催生的思想话语建构冲动。总体来看,即便“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还远未成熟”,国内学者仍多对其在未来的可持续性怀有信心,体现出乐观或谨慎乐观态度。部分学者在承认“中国道路”迄今取得成功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较多。由此而言,国内学者在基本认同“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同时,对其未来的目标模式颇多讨论,这将影响着“中国道路”的有关讨论。     

中国古代“知”的性质与学问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的性质,及其与学问关系的论述,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特点。其中关于“知”的性质,以及求“知”的方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的关系之认识,列代思想家都有极其深刻的论述,而其主要特点,则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的,更是在于伦理方面的。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