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国家:财政法治的理想——源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预算是国家财政体制的核心,现代预算制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由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经验.英国、法国、美国遵从三种不同的路径,均成功实现了由税收法定向预算法定的转变,构建了现代预算法治国家,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构建预算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目前正处于税收国家发展的成熟期,迫切需要向预算国家转型,而现实的途径是在财政统一和财政监督交替进行的模式中,加快预算法制建设,建设现代预算制度,完善财政法治体系.     

现代财政制度的法学审思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这是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机制、实现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传统财政制度重国家本位轻人民本位、重管理轻治理、重结果导向轻过程导向.而现代财政制度具有法治性、回应性、均衡性和公共性的品格,彰显对公共财产权的规范,进而实现对公共财产、私人财产的双重保障;其法律构造内含宪法规范、公共财产规范、分配规范和宏观调控规范四个维度.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应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现阶段应将改进预算制度、完善税收立法和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分权模式作为三大抓手.     

论财税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公共财产法语境下的治理逻辑

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在法治框架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共财产和改革发展成果为全体国民共享.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逻辑,在外部特征上体现为公共性,在推动方式上体现为建设性,在权力运行上体现为法治性,在实质内涵上体现为民生性.现代财政制度自身之正当性的证成依据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法治治理,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之正当性的形塑核心是基于公共财产权控制的程序规范.在预算层面,公共财产的支配应法治规范、公开透明,并渐进实现财政民主;在税制层面,公共财产的取得应严格法定,并合理承担妥适的经济社会功能;在政府间财政关系层面,公共财产的权属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厘清,并适时推动财政收支划分立法.在公共财产法语境下,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促成我国财政治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演进,从单一的经济发展目标向综合的社会公平目标扩展,从公共财政的制度建构向公共财产的法治规范转型.     

范式与路径:中国财政治理法治化研究

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与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休戚相关。从财政社会学的立场来解释,财政结构通过影响一国财政收入的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变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机制来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发展、法治建立和国家治理。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财政结构可知,一国'税收国家'的特质越明显,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就越紧密,国家治理能力和民生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现代公共性理论

本文基于现代公共性理论的基本特质,阐释了公共交往是联结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公民伦理是法治国社会正义基本观念的核心,它是构建国家义务坚实的伦理基础;公共领域是现代宪政的社会根基,它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实践着宪政理想;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商谈民主为民主宪政体制生成规范性证立方案,为构建国家义务预设了宪政设计思路;现代公共性理论特有的开放性特质,则是诠释国家义务成因的深层动力基础。     

论税收国家的基础

税收国家最初是西方学者从财政角度对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形态的界定,指的是财政收入大部分依存于税收的国家。由于税收国家的理论与我国传统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观念存在着较多的冲突,因而需要运用多种视角深层次地考察我国构建税收国家的基础。客观而言,我国虽以公有制为基础且政府全部收入对税收依存度相当的低,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同样呈现构建税收国家的可行性。而现代税收国家的建成,无疑需要我国在经济体制、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深层次变革相配合。     

现代“家财型财政”与中国国家构建

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财政的转型并未像西欧那样直接从家财型转为税收型,而是经历了两次从家财型向税收型的转型:晚清和民国期间,从帝国家财型财政,转向一种(落后的)税收型财政,但这次转型并未实现现代财政,引发中国财政向现代家财型财政的转向;1978年后,从现代家财型财政,转向(先进的)税收型财政,这次转型相对成功,也标志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某种成功。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起、衰落与解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国家建构视角来看,现代家财型财政巩固了国家政权,完成了工业化积累,帮助创造了现代国家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     

论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

法治和税收法治思想渊源流长,大多学者是对其内涵的表述来论述法治观和税收法治观。本文通过界定税收法治观,阐释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的内涵,以及对现有税法制度的检视,提出税法制度的完善建议增进以人为本的税收法治观的生成和实现,从而提升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和构建和谐的税收法律关系。     

现代税收文化的构建与完善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思想意识的高度理性,税收越来越民主,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公共特性。与传统的税收文化相比,现代税收文化也呈现出进步性、复杂性、社会性、公共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要求我们积极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税收文化。     

论“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及其中国模式

"财政国家"的制度体系主要由财政收支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构成。在"财政国家"的宪法类型上,我国已经实现由"集权国家"向"分权国家"的历史转型,仍然面临"行政分权国"向"宪政分权国"的艰难转折。在财政收入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等方面,我国属于"所有权者国家"与"税收国家"的混合形态,亟需实现由"计划国家"向"预算国家"的彻底转型。     

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如何进入税法“总则”——规制时代税收法典化的困境及其破解

税法“总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实现税法体系化的基本形态,亦是税收法典化的基础性工程。然而,规制时代下“解法典化”的趋势,使得税收法典化陷入规范封闭性与现实开放性之间矛盾的困境。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的客观法秩序性质,使得其在具备规范拘束力的同时能够保持结构的开放性,赋予国家义务的同时通过“反射性利益”及其主观化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由此,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可以成为破解税收法典化困境的有效路径。具体而言,宪法财政基本国策条款确立的发展导向需要通过税法“总则”的立法目的条款予以具体化。在坚持适度法典化的通则法定位基础上,以量能课税原则、受益原则和国家辅助原则的多元互补重塑税收公平的内涵,并在程序保障之下,通过立法沟通机制,最终形成“规则—责任”相衔接的立法体例。     

试析《德国税法通则》对我国当前立法的借鉴意义

《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的制定是关系到我国税收法律体系的重新整合与完善,关系到纳税人权利保护与国家征税权实现的平衡,关系到最终实现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的税收法治建设的基础环节.在制定税法通则的过程中,对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兼顾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加以平衡协调.为积极推进该浩大的税收立法工程,对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应当有所借鉴和吸收.《德国税法通则》(Abgabenordnunp)自1919年公布实旌以来,几经修改,已经形成了体系完整、结构严谨的税收基本大法,对我国税法通则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特对《德国税法通则》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加以评介,以为我国《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制定之借鉴.     

斜向府际税收竞争的法律规制——以股票转让所得课税规则的变迁为对象

我国股票转让所得课税规则的变迁经历了"征税—暂免征收—部分恢复征收—返还部分税收"四个阶段,相应的法律文本为《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的税收规范性文件,核心内容分别是给予、取消以及变相恢复税收优惠。上述规则的变迁反映了税收减免权在中央财税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及其冲突,这种斜向府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斜向府际税收竞争的产生,源于财政分权不尽规范和规则设计不甚合理等制度成因,它形式上违反税收法定、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原则,实质上也侵害了税收征纳各方的合法权益。法律上应当对此进行规制,既要减少税收竞争发生的可能性,又要解决税收竞争引发的问题。     

财产权、税收和法治的实现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突然大幅提高印花税,导致股市遭受重创,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思索。财政部不恰当地使用税收手段调整股市,凸显了税收法定主义在当下中国阙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毫无疑问,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的课税行为不但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严重侵犯,而且可能会使实现法治的梦想最终落空。在此意义上,行政法学应当关注因税收而引发的种种法治问题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功能定位与模式选择

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     

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争议切入

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业投资企业的所得是否能够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的争议,其实质是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在理论上是遵循“集合论”还是“实体论”的争议。根据这两种不同理论构建的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我国对合伙企业所得税只在合伙人层面征收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符合“集合论”的政策选择。如果以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为前提考察有关税收规范中的具体规则可以发现,支撑我国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核心是“实体论”。这种形式上采用“集合论”而实质上为“实体论”的混合模式使得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形成了独有的内在逻辑,即合伙企业虽然不作为纳税主体但其是阻隔所得穿透的实体,这需要一个理论清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单行立法来体现。在不改变当前以“实体论”为主的路径下,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度的立法还应当区分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税收待遇,从而更好地促进税负公平。     

浅析广告行业纳税评估预警值测算

纳税评估是防止虚假纳税申报的有效手段,它必须借助科学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评估客体的各项涉税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以其异常波动程度,作为评定纳税人申报税款是否真实、准确的参照。本文结合工作实践,针对不同的地域、经济发达程度及经营规模等具体情况,探讨相关行业纳税评估的预警问题。     

“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共识与冲突——基于实验主义治理的解释

数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改革不仅体现为传统税收原则的失效与调整,更体现为传统税收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变迁。有害税收竞争、税收规避等新治理挑战的凸显,使得旨在解决“多重征税”问题的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难以为继。经合组织推动下的国际税收秩序改革共识与各国单边主义征税行为共同构成了当前“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的复杂图景。如何对并行存在的共识与冲突提供整体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分析不同机制的相互影响关系,既是全球治理理论发展并应用于具体领域的需要,也是实践方面探索“数字税”未来改革进程、实现多边共识的必要前提。文章基于全球税收治理体系演变历史的回顾与逻辑的梳理,总结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参与“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多重行为,进而以实验主义治理为理论分析框架,从框架性目标设定、政策学习过程、改变现状机制这三个方面为“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提供了整体解释。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数字税”全球治理改革进程的复杂机制,也有助于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征税与征收模式辨析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正面临"征收+出让"抑或"入市+征税"的模式选择难题。由于在公共基础设施成本与收益的测算、土地自然增值与非自然增值的区分以及土地增值税的税基、税率确定上存在诸多困难,征税模式在回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实现地利共享的目标上不占优势。而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还面临后续经营上的不确定性,从而会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收和地利共享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风险。实际上,征税和征收绝非截然对立,土地增值税在性质、功能和效果上与土地征收有相似性,人为拔高征税地位,认为其比征收更文明的观点并不科学。因而,我们尚不能断定征税必然优于征收,故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仍需因地制宜,让"征收+出让"与"入市+征税"两种模式相互竞争、借鉴,并在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目标下获得融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