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阐释

秩序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首要目标,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一定的秩序需要政治权力来建构和维持,但政治权力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秩序要持久存在,还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即建立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存在于三个层面:意识形态的训导性、政治过程的守法性和政治产品的有效性。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亦工亦农语境下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变迁研究——基于法律生产理论的视角

山地民族村落共同体作为有别于城市社区与典型农村社区的共同体形态，以其变迁视角反观“亦工亦农”生计模式，发现家户“亦工亦农”生计偏好不仅受国家制度、国家政策等国家规则的影响，也受族群认同与信仰、交换与互惠等乡土规则的影响，更受理性小农家户生计规则影响。在村落变迁语境下，规则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无意后果使“亦工亦农”嵌入到村落共同体秩序中，形成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生计模式。当下，村落“软治理”的实践路径依赖是对村落终结普遍诊断的突破，同时意味着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内规则再生产和秩序建构正经历规则“硬治理”到复合规则“软治理”的转变。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 ,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了对中国国家权威结构的新的分析范式 ,其核心论点是 ,随着改革的深入 ,中国的国家权威正经历着一场碎裂化的过程。国家权威碎裂化在现实的政治行政过程中有种种表现 ,较集中地表现为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行政过程中执法者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以及非正式规则的盛行等方面。克服国家权威碎裂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制度整合、政策整合、权力整合 ,职能整合 ,以及利益整合对于有效防止国家权威的碎裂化极为关键。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公众信心聚散机理与重塑对策

公众信心的稳定状况与共同体的秩序特点密切相关,共同体秩序由政府制定法、社会约定法、道德与传统习俗等要素复合而成。规则、社会网络结构和传统习俗文化这三个核心要素在一个共同体公众信心的形成与消解中相互支撑、相互塑造。公众信心的消解是加速度的,重塑则是缓慢的,需要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入手。     

女性在塑造村落文化过程中的作用——以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为例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村落的解体,农村人口的流出,以及外来人口的迁入等原因,不断造成传统的村庄共同体意识的解体。但是,村民间互动模式的改变,以及村落传统规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认同感和新的村落文化,从而使村庄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区形态。而女性村民在塑造村落文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村民自治社会整合功能的两重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村民自治的两重属性。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前者而言体现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建构一种外生秩序。就后者而言 ,则意味着嵌入的制度内化为农村社区的理性规则 ,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实质是压力型整合模式过渡为内聚型整合模式 ,这一过渡的要求是 :国家权力的介入逐渐被取消并被农村社区民主取向所代替 ,也即通过民主技术进行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和村治机构的合法性建构 ,来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目的。但这一演变的前提则在于国家作为导入村民自治制度的主体 ,必须是自觉的、内省的和正义的 ,并在这一导入过程中逐渐将自身客体化。     

阶层竞争:农民上访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浙江G镇调查

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程度高,阶层竞争激烈。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相比差距甚大,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上层农民引领的村庄价值标准,所以生存性压力很大。上层农民则在竞争中利用其地位与优势垄断镇域内的市场机会、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价值等优质资源,构成了对下层农民的阶层排斥,阻隔了他们竞争成功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同时,上层农民通过垄断村庄再分配权力,瓜分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之外,最终触发下层农民通过上访来宣泄情绪和重构村庄利益再分配结构。这类上访是在既定阶层关系和分配秩序下,下层农民参与村庄竞争的最后救济渠道,它内含着正义诉求,是农民的尊严政治。要治理好农民上访问题,关键是要调节农村阶层关系,规范村级民主政治,调整农村资源配置机制,加强村庄社会整合。     

警察权威的本质探析

警察权威的本质包括五方面的内涵,即警察权威表现为一种警察命令与公众服从之间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公众的服从是重点,其决定了警察权威的存在;警察权威的来源必须是合法性的或曰符合客观规律的,虽然对所谓的合法性和规律性的认知有一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这不能成为警察权威也可以来源于非法的或违反客观规律的理由;警察权威是一种公众被强制或自愿下的克服了抵抗的服从;警察权威是警察权力的实施效果之一,但绝不是警察权力本身,警察权威与警察权力分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公众服从警察权威是源于人们对于秩序的需要而让渡个人自由,警察权威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秩序下的个人自由。     

论权力制度性整合的合理性基础

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构架是一种文化制度性的存在,要整合权力,必须努力寻求权力整合的制度条件,即合理性基础,论证制度性条件在权力整合中的意义,以此论述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对权力进行制度性整合。本文将权力分析方法与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构建权力整合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凸显的权力整合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权力整合的制度性基础、解决权力整合的制度建设路径及其与和谐社会建构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基层政权的上访治理——从权力缺失、上访转型与治理策略互动的角度出发

目前,村庄发生原子化的现象,以前的长老统治和礼治秩序不复存在。同时,乡镇政权性质发生改变,从以前的"汲取型"政权变为当前的"悬浮型"政权。这些凸显了目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权力缺失"现象,即在基层政权缺乏基础性权力、权力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另外,上述问题也凸显了当下上访的结构变迁,从"维权型"上访变为"谋利型"上访,从"依法上访"变为"以法上访"。这种权力缺失与上访的结构转型导致了上访治理策略的非常规化。在上访治理中,基层政权开始使用各种策略替代权力进行上访治理,上访治理成为一种"权力的私性运作";同时,基层政权也开始使用策略对现有权力进行"最大化",利用村庄资源与话语,重构自身在村庄中的制度性能力与权力的权威性资源,为上访治理进行铺垫。权力缺失、上访转型同上访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目前的上访治理不能仅仅围绕治理本身,而应该重建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重建基层政权的基础性权力,同时,打破权力话语,重建基层政权的权威性资源,以应对目前的上访大潮。     

浅谈新形势下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权威

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权力性因素逐步减少,导致政府的权力性权威明显弱化。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尤其需要加强政府权威。政府权威由政府权力性权威和非权力性权威构成,在其权力性权威弱化的情况下加强政府权威,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大力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权威。     

政治秩序的实现何以可能

政治秩序的实现是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控制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理念以其决定政治主体的心理价值取向进而规范政治行为、决定政治制度的内容与性质进而规定秩序生长的方向、决定政治控制的方式进而制约秩序实现的方向等功能,构成了政治秩序实现的基因.政治制度以其反映基本社会共识、确认利益结构、调解社会矛盾和规范政治行为等功能,构成了政治秩序实现的生长载体.政治控制是政治秩序实现保障机制的基础,具有以政治权威为依托的政治过程、与政治权力紧密联系的政治过程、一系列控制机制展开和应用的政治过程等特点.     

领导干部权威塑造的着力点

领导干部要有效地实现领导功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拥有权力,更要赢得权威。领导权威是领导权力与领导威信在一定机遇下构成的共同体。领导干部在实践塑造中要警惕"权势权威"、"距离权威"、"和气权威"、"收买权威"四种误区,唯有通过以"德"立威、以"才"增威、以"勤"创威、以"绩"壮威、以"信"取威、以"公"树威、以"情"生威这七种途径才能塑造起真正的领导权威。     

企业权力约束机制及其演化的路径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权力互动视角出发,分析了企业权力内涵及来源,指出企业权力可以经由企业自律、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的秩序等三层机制来加以约束,而其合理性取决于正当行为规则。基于机制的动态性,本文探讨企业权力约束机制的协同演化路径,分析了企业权力约束机制的动力和正当行为标准的演化过程。     

竞政秩序论——基于历史与文本的双重视角

人类文明的发展证明,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力本身也需要秩序,而宪法则是维持权力秩序的根本,宪政秩序就是权力秩序.我国宪法文本中所规定权力秩序尚不能完全符合宪政精神,但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它正试图走出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的分、合两难困境,开始走向渗透性融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