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东北亚地区国际合作

文化是考察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不仅构成了国际行为主体进行交往与合作的催化剂,而且构成了当代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和特殊领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合作的规模、水平与模式。东北亚是一个在宗教、语言、民族等方面都体现着文化多样性的地区。这一方面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合作的多样性与层次性,另一方面也为该地区的合作增加了障碍。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应该建立在异质文化的跨文化认同、同源文化的现代化建构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消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信任,经济合作等方式推动跨文化认同。同源文化的现代化重构过程也会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     

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经济区域性合作趋势明显增强.随着欧盟货币一体化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新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转向亚洲,亚洲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东亚,而东亚经济发展的热点在以中日韩为中心的东北亚.因此,加强东北亚经济区域合作应当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探究:困境与出路——基于欧洲的经验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才真正开始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直到目前,东亚合作一直是东盟牵头.然而,现阶段东亚合作停滞不前,东亚一体化更是遥不可及.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区域内没有一个“带头大哥”担当倡议者和执行者.东亚区域领导权问题应看成是东亚有实力的国家选择领导方式的国家策略,这种国家策略与东亚各国的利益结合形成共同利益,既成就了国家未来的领导地位,又可以通过主导国家建立相应的机制,规范国家的行为,从而形成共赢的局面.     

东亚价值观内涵发展现代意义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东亚价值观面临威胁.由于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状态,东亚价值观在东亚地区不被认同,且缺乏整体性,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恢复东亚价值观的生命力,对东亚价值观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其与时俱进.     

国际体系转型下中美在东亚格局中的角色

国际体系转型对国际政治中众多的国家行为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作为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为了维护本国的霸主地位,美国调整对外战略,"重返亚洲",试图担当主导者、遏制者、秩序维持者的角色,强化在东亚的影响力。虽然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不同,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中美两国在维护东亚和平、保障经济繁荣、促进多元文化发展、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存有诸多共同利益,而这也是两国寻求合作、共谋发展的基础。     

美国“重返亚洲”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东亚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洲"。美国东亚战略做了新的调整,主要内容包括强化在东亚的军事优势、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推行积极的东亚参与外交。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涉及对华强制性接触、单边压力下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影响。尽管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形成一定的压力,但是应该理性看待其影响的限度。     

博鳌亚洲论坛政治功能初探——以两岸关系的改善为例

国际关系经济政治互动理论认为,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博鳌亚洲论坛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超越了政党对政党、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对接模式,打破了由国别、地域、党派、意识形态、利益等方面造成的束缚,具有潜在的政治功能。近年来,海峡两岸借助博鳌亚洲论坛的交流平台,不断加强沟通与合作,使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两岸合作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博鳌论坛为我们不断改善海峡两岸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穿越百年历史 强化民族认同 共创民族复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两岸关系思考

回顾辛亥百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无论从地缘上、血缘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两岸都是基于中华民族这个基本认同的命运共同体。一旦民族认同出现偏差,台湾主体意识走向极端的政治化,变成＂台独＂意识,两岸关系的发展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变数,会造成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偏激地对待台湾少数的偏差的认同,变成十三亿...     

海洋争端 内部不和 美国搅局 东亚深度合作三大障碍

与东亚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形成鲜明对照,东亚的政治与安全合作却乏善可陈,东亚合作因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片面性相当突出东亚经济合作蓬勃发展,政治与安全合作却乏善可陈     

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综述

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强调对自己国家文化的民族认同感,而政治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对自己国家政治的强烈的政治认同.主要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该文分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提出面对“后危机时代”的课题，降低“转型成本”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成效及挑战

东亚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符合东亚各国的利益。尽管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与进展,但已经取得进展的贸易投资合作和金融货币合作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仍然面临机制和制度化建设明显没有赶上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与需求,加强机制整合是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步骤。     

从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到18世纪的英国——荷兰输在民族主义

18世纪末,英国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取代了阿姆斯特丹--一个城市的经济霸主地位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讨论荷兰输在哪里.民族主义的缺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英国取代荷兰,究竟是从城市经济到民族市场的合理过渡,还是民族主义作用的结果?从城市到国家,民族主义是否真如格林菲尔德所说,已是资本主义兴起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本文在此试图进行一些探究.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发展、主要难题及对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开始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并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本文就其合作的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一些探讨。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民族主义视角分析

冷战后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新浪潮,造成许多国家和地区一度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乃至文化保守,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然而,民族主义具有多重功能.它的再度兴起和演变客观上也推动了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民族国家的增生冲破了沙文主义牢笼,有利于改善长期扭曲的民族关系,民族生机得以复活;国际合作关系的建立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促进国际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各民族国家重新审视国家利益原则,更加重视自身的全面发展.     

基于文化的分析：族群认同从何而来

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族群是基本的、也是重要的社会分类,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与文化反应,也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文化分析的维度,分析族群认同的社会特性以及在社会互动与民族-国家建构工程中的作用,并通过对两种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分析,探讨如何在承认族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协调社会成员多重身份认同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     

东亚金融危机与社会伦理

东亚金融危机在伦理道德方面向哲学工作者提出两个需要深入探讨 的问题： 一是，尽管亚洲国家普遍认为“亚洲价值”并非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危机也表 明，“亚洲价值”仍有需要提高、完善或补充的地方。 二是，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向全球的扩展向人们提出：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严格 金融监管的同时，在伦理道德上关注金融领域的道德危害，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采取 负责任的，从而是合乎道义的态度─—为此，中国政府不采取人民币贬值的做法受到 国际人士的肯定。     

全球化与欧洲地区民族主义

20世纪下半叶 ,欧洲国家内出现了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 ,导致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 ,同时也深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是对全球化转变和国家衰颓的反应。全球化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削弱了民族国家认同 ,促使了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同时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这种地区民族主义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从亚欧会议看亚欧关系

本届亚欧会议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召开的。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发展，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为显著特征的世界正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9个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欧合作关系受到了影响。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目前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     

金融危机的正效应:合作与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与东亚、东南亚的合作亚洲金融危机不但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金融动荡．而且也促发了东南亚与日本、韩国的经济危机，“亚洲奇迹”陷入了深谷。虽说金融危机严重地破坏了该地区的发展，并且造成印度尼西亚等国国内政治的动荡。但这场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对本地区的国际关系起到了稳定作用．减少了该地区近期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可能性。各国部陷于处理本国内部金融、甚至于政治问题，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没有力量扩充军备，反而减少了国防开支．另一方面，危机促进该地区国家间的进一步合作，同时使亚太地区大国关系有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