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修辞学的“辞达”说论

自孔子提出“辞达”说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辞达”说大厦的构建过程中,孔子奠其基石,苏轼扩其堂庑,而其后人增其陈设,各有建树,各有贡献。三者中,苏轼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其勾连前后、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是无人可以比肩和替代的。对于孔子,他的不甚“辞达”的“辞者达而已矣”的幽默,是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智者的幽默;对于苏轼,他是一个慧者,他竖起的“辞达”说里程碑,分明闪耀着慧者的光辉。     

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及其人格魅力

“乌台诗案”之前 ,苏轼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进入仕途的。“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集儒道佛三家于一身 ,创立了“东坡精神”。从而形成了他身处逆境而能随物赋形、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黄州时期苏轼的精神创新 ,还有他的诗词文 ,是给后人留下的一笔千古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苏轼之所以为苏轼 ,是大起大落的经历、超然旷达的个性和那充满生命激情的文字成就了他。这也就是黄州时期的苏轼最具人格魅力的原因所在。     

善纳诤言当度量

北宋时，王安石曾说过“人言不足恤”，但其人却志大而量小，听不得谏诤之言，以致使他的变法受到许多本可避免的损害。在反对王安石变革的人中，除了司马光，苏轼也算得影响较大的一个。但苏轼也并非那种主张“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的保守派。他的本意也是主张改革...     

苏轼是深受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中）——苏轼的人生理念和从政实践的再认识

然而作为新宰相的王安石似乎在苏轼参加制科考试“进策”时．就认为与其“学术素异”的苏轼一旦大用就会防碍变法。所以从苏轼还京伊始就没有丝毫争取他重用他的意思。相反地将这位有着制科三等并当过一任地方官光荣履历的苏轼。安置于直使馆判官告院闲职，并在后来屡次打消神宗起用苏轼的动议。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苏后来交恶、敌意首先发自王安石一方。可以说．王安石基于苏轼的资格声望和学术见解．为了自己的变法顺利进行而有意抑制苏轼在政治上的发展，按宋人钱世昭的说法，是忌“子赡为宰相耳”。倒是司马光在努力地为苏轼争回这份公道．在神宗面前多次推荐苏轼未果。相形之下．其秉性的公正显得更值得信赖。从另一个角度看司马光举荐苏轼未必出于拉拢之目的．王安石为自己制造政敌确是事实。     

苏轼词中的理趣

苏轼称得上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他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诗、词、文、赋等各种文体卓有建树,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他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也很突出。苏轼的诗词风格富有个性,同时也具备了宋诗词风格的某些主要特征。可以说,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征在苏轼中的作品已十分突出。尽管前人对苏轼“以议论为诗”、用诗来说理多有所指责,实际上,这正是苏诗另辟蹊径之所在。由此感到:     

不识苏轼犹自可

《儒林外史》的那位范进,以他的书呆子气深入人心。其中一点是,他的八股考卷,被恩师赞叹为“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是,他却连苏轼那样有名的大诗人也不知道。人们于是认为,让这样浅薄的人当官,实是对八股取上的一大讽刺。此说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范进不会像也许识苏轼的王惠那样,一上任就朝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目标冲刺,说不定还能老老实实为老百姓干几件实事。果如此,不识苏轼、不辨刘基委实算不得什么大毛病。考究历史,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是一个进步。汉时用孝廉     

苏轼“东坡”缘于黄州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他为什么自号“东坡”?人们历来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公元820年,自居易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时,公务之余,常率童仆于忠州城的东坡植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草木今如何?”“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白居易的这些诗充分反映了他对东坡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而苏轼的一生,由于与白     

论苏轼诗文中的“东坡精神”

“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创作的诗文中 ,融入了大量对人生的省察、对仕途的反思 ,而“东坡精神”是其最为精华的部分。“东坡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不因个人的人生挫折而失去对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 ,执着生活 ,处穷排难 ,随缘自适 ,超然旷达。二、尽管处境十分险恶 ,生活极其艰难 ,但是苏轼体察民生疾苦 ,对人民深切同情 ,为当地的人民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当地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三、主张“民不饥寒为上瑞” ,反对虐政害民。自他被贬以来所形成的这种“东坡精神” ,在他的诗文中 ,有充分的体现。     

朱子之论王、苏、林、吕四家《书》学

朱子认为王安石《尚书新义》伤于“凿”，苏轼《书传》伤于“简”，林之奇《尚书全解》伤于“繁”，吕祖谦《书说》伤于“巧”，他对宋代具有影响的四家《书》说给予了一字评，结合四家著作可见朱子的评价是精当的。对四家《书》解利弊的总结，奠定了朱子阙疑、废序解《书》、反对注脚成文的注释《尚书》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他对蔡沈作《书集传》的指导性意见。     

论苏轼的处世哲学

从魏晋南北朝起 ,中国文人无不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只是各自的因缘导致程度不同而已。而苏轼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 ,在他的思想中 ,儒、释、道三家无疑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谈到传统文化对苏轼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儒、释、道三家皆有。从苏轼的家世来说 ,苏轼之父苏洵 ,虽始终未得功名 ,但却以儒业终身。他为人正直 ,学识宏通 ,对苏轼兄弟影响很大。苏轼之母程氏 ,虔诚奉佛 ,但又颇有儒家节义。来自家庭的早期教育对以后苏轼思想性格之形成无疑是起了定势作用的。概言之 ,苏轼早年所受的儒家思想教育和所立下的济世救民之志 ,决…     

周传雄：沧桑归来风月杯

采访周传雄源自一次朋友传给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微凉盼记忆》。他知我喜欢苏轼的词，还特意留言说这首歌是以苏轼的《洞仙歌》为蓝本翻写而成的。听了这首歌才知道歌者是周传雄。实话说，对周传雄有印象没记忆。毕竟一直以来听的音乐大多是西洋摇滚乐、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中文唱片听来听去也就是那几张。     

克服苏词流弊 深化柳词——小议宋初词之集大成者周邦彦

北宋中期较有影响的是豪放派词的开拓者苏轼,而把慢词创作引向通俗、市民化道路的则当是柳永。自此,婉约词风雄踞北宋词坛,苏轼对词的革新竟未能起到很大的反响。但是,他把词的创作由俗的领域向文人士大夫的方向转化,这个贡献在词的发展中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北宋后期词似乎有些传承性地努力摆脱柳永的“俗”向“雅”的方向回归。在这     

谈谈企业的人心经营(连载之三)

诚与信是连在一起的,做人要诚实无欺,这是人立身之本,治心之本,得人心之本,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孟子说:“人天生存诚。”苏轼说:“天不容伪。”曾国藩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这些古训告诉我们,只有坦诚待人,才能得人心,才能赢得他人的支持与合作。反之,则只能招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勘误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段首句云:“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在“小乔初嫁”的后面着一个时态助词“了”字,词意别扭,在古人诗文中颇为少见。毛稚黄说东坡《念奴娇》云:“‘小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异代文人心灵共鸣--林语堂的苏东坡情结

林语堂晚年所作的《苏东坡传》主要描写了苏轼一生崇尚性灵的经历和故事,倍受人们喜爱。堪称二十一世纪“活着的苏东坡”的林语堂之所以能将该传记写得如此出色,是因为他在品行、才华和人生遭遇等方面与苏东坡大体相仿。因此在读此书的时候,我们总能从苏轼的身上找到林语堂的影子。正所谓:他传即自传也。     

妇女难产中的法治思考

当产妇难产的时候 ,医生通常问其丈夫“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有的丈夫会说“保大人” ,有的丈夫会说“保孩子”。孰对孰错 ?我们会展开激烈的争论。有些人首先会提出问题 ,丈夫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决定 ?他说保大人就保大人 ,他说保孩子就保孩子 ?他凭什么能够决定妻与子的生死 ?谁给他这样的权利 ?如果丈夫把妻子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 ,根本无视妻子的生命 ,他选择“保孩子” ,其妻子就被剥夺了“活”的机会 ;如果丈夫“深明大义”选择“保妻子” ,妻子因此而获得了“新生” ,他就成了她的救世主 ,她的生命是他“恩赐”的 ,因为他的明智、大度…     

苏词中的“三王”

说来凑巧而有趣,苏轼先后三个妻妾都姓王(王弗、王闰之、王子霞)。“三王”均与苏轼相处和谐,患难相共;都曾生过孩子:王弗生子迈,王闰之生子迨、过;王子霞(即朝云)生子逐(不幸早死)。“三王”死后,苏轼均分别为她们写过墓志铭、祭文。“三王”在苏轼作品中都曾涉及,如在词作方面:与王弗有关的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因王闰之有“真诗家语”而作《减字木兰花》(“春庭月午”);与朝云有关的词五首《(歹带)人娇·赠朝云》、《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浣溪沙·端午》、《南歌子》(“云鬓裁新绿”)、《蝶恋花》(“花褪残江青杏小”)。     

猴年话吉兆

2004年春节,甲子岁次甲申,生肖属“猴”。猴子有何吉祥征兆吗?有。 首先,猕猴是长寿之征。《抱朴子·玉策论》说:“猴寿八百岁”。苏轼诗:“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又据动物学分类,猕猴属灵长类。而“灵长”一词,又恰是绵延久长之意。《晋书·王敦沈充传论》有“晋祚灵长”之语,可谓一词双涵。     

心物交溶 文与道俱——苏轼文艺本质论

苏轼对文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 ,文艺是“外物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的产物 ,实际上说明了文艺作品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 ,这是苏轼从艺术生成论角度对文艺本质所作出的一个辩证的概括。苏轼对文艺本质的另外一个重要认识是 ,“文与道俱” ,道文并重 ,实际主张文艺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这是苏轼从艺术本体论角度对文艺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