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俗词俗论

词入宋之后 ,由于歌舞宴饮、浅斟低唱的享乐世风的滋蔓 ,形成了尚艳、尚柔而趋俗的局面。在这种人文环境中 ,受世俗文化的市井风情的熏染 ,柳永词张扬出鲜明的“俗”的创作个性。其俗词的兴起 ,代表了当时追逐流俗的审美取向和创作趋向。他的词“为情所役”,多用俚曲慢调、鄙俗之语 ,恣意抒写世俗的男女情爱 ,源流上承接晚唐五代温之花间词而来 ,却更具有浓厚的市井艳俗味。柳永词与晏、欧词虽有雅俗之分 ,一为贵族雅词 ,一为市民俗词 ,但晏、欧词的富贵气与柳永词的市井态 ,本质上都是一种俗。柳永词的“以俗为美” ,往往遭人訾议 ,但是从柳永到周邦彦的百余年间 ,大凡北宋重要词家 ,或扬或弃多染指其间。     

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北宋词坛，柳俗、苏雅各自构体开派，但又未免偏于一端。周邦彦继之而来，取柳、苏之所长的同时救偏补弊，将词体引入更趋于成熟化、典雅化的发展轨迹。固然，周邦彦艺术上的开阔气度不如柳永，内容上的拓新境界逊于苏轼，但其词在表现形式上穷极工巧，既讲究言情之含蕴清丽、辞句之精工圆润，又着力于篇章之缜密变化、声律之谨严和婉，这是柳、苏词未能所及的。周邦彦词折中于柳俗、苏雅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亦雅亦俗而又去俗从雅，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审关境界。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清真，集大成者也”，客观地看，周邦彦词技巧功力之博大精深．实为北宋词集雅俗之大威者。     

“且去填词”的下半句

有人向宋仁宗推荐柳永,宋仁宗“材料”都没看,提笔就作了“重要批示”:“且去填词。”北宋柳永与宋仁宗之间曾有一段著名得近乎泛滥的公案,柳永学了点“文武艺术”,想卖与宋仁宗,宋仁宗有点看不上,柳永便又急又恨,心怀不满,骂宋仁宗“好不识货”,“口是     

武夷山的慨叹

一柳永是北宋词坛高手，武夷山是他的出生地。到武夷山不去见见柳永，肯定会留下遗憾。热情的东道主似乎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照顾到了，却没有安排去看看“柳永”。于是，在拜谒“朱熹”的路上，我和同行的唐瑜先生便匆匆拐了一个弯，来到了“柳永纪念馆”。这是一尊大理石雕像：风尘仆仆的柳永刚刚步出家门。柳永要去哪里？他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不是曾自谓“流浪词人”吗？难道那尘世的风风雨雨并未使他疲惫，依然眷恋着家外的万千风景吗？二武夷山碧水丹山，人杰地灵，曾孕育生成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历代达官来这里印下过足迹，…     

宋词传播系统中的“不和谐音”:豪放词

词以“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从传播学角度而言,“婉约”、“柔媚”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体性的基本认识,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文体特性的“一致概念”。而北宋苏轼以他的“不合理行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或称“不调和”因素。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主张不应拘于“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词之“婉约”本色,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或接受苏、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分,其实质仍是以“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豪放”终于在“婉约”主流之外别立一宗,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而且始终处于矛盾、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质,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婉约”的主旋律,就好象交响乐中的“不和谐音”一样,始终只能作为主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苏轼以唐诗入词的动因研究

对宋人引用唐诗入词之现象学界评价不一．然不同作家之不同状况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本文通过对苏轼以唐诗入词的动因之分析．认为苏轼通过移诗入词借鉴和模仿了唐诗的创作技巧和风格；通过集句成词，在展现个人才学的同时也帮助词进一步向诗歌靠拢，逐渐雅化；而化用唐人诗意，推陈出新。让词作有了更醇厚的味道。此外的粜栝成词以合乐可歌为创作目的．也正说明了苏轼对词体音乐特性的尊从。多种形式的以唐诗入词是苏轼提高词品的手段，而词体也正是在苏轼手中真正开始由俗转雅了。     

柳三变的“三变”——论柳永词对词坛的贡献

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一位标识性人物.他大量创制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他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他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柳永在北宋词坛这个"极其变"[1]的时代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祝颂词与苏轼之前词体诗化关系探析

词体诗化的风气并不始自东坡,在他之前,词体就有着诗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一直少人关注。祝颂词作为宋词中一大题材类型,问津者不多,经过仔细考察,发现祝颂词对苏轼之前词体的诗化,有着推动作用。晚唐五代时期的祝颂词,具有言志特点,是词早期的诗化;北宋政权初建之时,在祭祀活动中将宗庙观念纳入词中,是词在内容方面的诗化;宋初唱酬风气盛行,诗风与词风互相渗透,祝颂词中体现出西昆诗风,是词在风格方面的诗化;柳永的谀圣词中表现了仕进的理性追求,晏殊的寿词中蕴含着节制而理性的人生情致,是词在情感表达方面的诗化。     

以歌妓为参照的词人身份——兼谈苏轼、柳永的自我选择

以歌妓为参照物,词人兼有词中的自我、词外的自我双重身份,前者指向娱乐生活,后者指向主体的精神境界,分别显现出词人游戏与严肃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二者的结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苏轼是完美的典型;前者向后者的逾越是对社会的挑战,柳永的遭遇最典型。词人对后者的选择高扬了人类形而上的精神境界。     

冲破前人樊篱 铸就词史丰碑——柳永俗词的新视角

柳永在词学史上的功过是非前人多有论述,笔者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柳词的俚俗语言作深入解读,同时对柳永创作角度转换的因由进行探究,以期丰富读者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识。     

两宋之际豪放词派承传的北折与南还——兼论金初蔡松年的转枢作用

豪放词派在两宋之际的承传是随着政治走向变动的。在其开创期的北宋,虽然有着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作为其开宗鼻祖,但在北宋词坛,豪放词派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相反,随着北宋灭亡,这种词风被蔡松年带去了北方金朝,形成了"程学盛南苏学北"的情况。蔡松年让豪放词风成为金朝词坛的主流之一,并发扬光大。辛弃疾早年师从蔡松年,很好地继承了此词风,并随着归宋而将此词风重新带入南宋并将其发扬光大。因此,起源于苏轼,成熟并发展于北方金朝蔡松年,最后被辛弃疾带回南宋,才是豪放词派的承传和发展轨迹。     

苏轼词中的理趣

苏轼称得上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奇才。他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诗、词、文、赋等各种文体卓有建树,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他在书画艺术方面,成就也很突出。苏轼的诗词风格富有个性,同时也具备了宋诗词风格的某些主要特征。可以说,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征在苏轼中的作品已十分突出。尽管前人对苏轼“以议论为诗”、用诗来说理多有所指责,实际上,这正是苏诗另辟蹊径之所在。由此感到:     

秦观词的艺术承继关系

秦观是北宋名家，以诗文闻名于当时，同时他也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他人词，词材也；秦观词，词心也。”多情敏感细腻的秦观善于捕捉最微妙的情绪变化，以“情与愁”这两大最基本的文学创作主题，既博采众家又能自出机杼，创作出风格清新婉媚、舍蓄蕴藉的词作。     

苏轼与秦观相知相契探因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与秦观从相识到相知,又到如此的相契,这是由于苏轼与秦观的家庭教育、人生经历、宗教态度、诗词创作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或相通之处。探讨苏秦相知相契之因,对理清苏轼与秦观的关系有裨益。     

中国学者论民俗之“俗”

当威廉·汤姆斯于1846年提出“Folklore”(民俗)这一术语的时候,他用以指“民众的知识”。这是一个语义有很大伸缩性的词。如果它被理解成文化积累,其范围可以宽广到对人文现象无所不包。同时,由于他当初只提到了它的范围的一部分,即神话、迷信、风俗、歌谣等,所以它的范围又可以被理解得很狭窄。这就把争论留给了后世的民俗学家们。什么是民俗之“俗”?这是民俗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历来的民俗学家自然都要做出自己折回答。例如,英国人类学派的民俗学家把“俗”限定为精神文化现象内的古代遗留物,而欧洲大陆的民俗学家把农民精神的物化形态(工具制作、建筑等)也纳入“俗”。当代欧美民俗学家或把“俗”界定为民间文化,或认为“俗”仅限于民间文学,并就此展开过热烈的争论。     

翠绿的柳七谣

宋代的柳永是一位词人,也是一位歌手。当时的柳永也似如今歌坛上红得发紫的男女歌手们一样,拥有许多歌迷,写过200多首流行于北宋歌坛的歌词。女词人李清照十分欣赏柳永。她评价柳永用的一句妙联     

北宋士人对柳永词评价的重新审视

柳永之词在北宋士大夫中,是一个大家观注、批评的“热点”,北宋士人们对柳永词之关注是同时代其他词人之词所难以相比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宋士人们对柳永词的评论,好像多为“从俗”、“词语尘下”等等之类,批评也好像表现得甚为强烈。而我在这想说明的一点是:批评其实     

中国古代女诗人(下)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北宋末年生于济南府(今山东济南市),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女诗人。她自幼便有诗名,及长,在诗、词和散文的创作上都有成就,尤其擅长填词。她所作许多传诵千古的词章,使她得以和大词家苏轼、辛弃疾鼎足称雄于两宋词坛。 由于早年生活优裕,因此她的早期词作清新明快,内容大多描写自己的少女、少妇生活。如《如梦令》:“……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     

柳永与成语

唐诗宋词,是我国脍炙人口的古代传统文化。苏东坡、柳永、辛弃疾并称为宋朝三大著名词家。他们风格各异、成就辉煌,把宋词推向顶峰。柳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又字景庄,是福建武夷山白水村     

论北宋词与晚唐诗的近亲关系——兼论正确解读宋词化用唐诗现象的文化涵义

北宋人填词化用唐诗有一个独特的现象:除苏轼、周邦彦二人词不限于用晚唐诗,其他词人则多对晚唐诗情有独钟。欧阳修、李清照词特爱用韩偓诗,秦观词喜用杜牧诗,贺铸词爱用温李诗。晚唐诗中不少名句甚至被宋代词人反复多次借用。宋人填词用唐人诗句,已成为普遍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但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却从不愿轻易这样做。这种现象反映了北宋人对于填词的游戏态度,也反映了宋人对晚唐诗的由衷欣赏,以点化唐诗来标雅炫博。有学者认为宋词化用唐诗现象反映宋人欲以词来“祈求名于时和名于久”,这是一种文化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