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初析——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角度分析

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程度是衡量未成年犯罪工作最重要的标准。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增长趋势,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呼声也不断高涨,我们应更加重视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工作。前科消灭制度在价值取向上与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相契合,旨在帮助未成年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弥补了前科制度存在的缺陷。在构建和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促进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同时,本文通过分析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前科消灭制度的现状和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发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体系的构建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提供新的思路。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试点探索,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正式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贯彻和坚持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影响,保持与国际条约的精神相协调,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潮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具体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法律效力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我们期待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社会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探析

前科封存和前科消灭实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概念,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保障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关注的重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实可谓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其对未成年犯罪人前科封存的规定为修改中的亮点,对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意义重大.然而,该项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有必要在草案规定的基础上构建层次性的前科消灭制度,并对前科消灭具体程序进行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完善之研究

顺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针对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社会效果不尽理想的现实,有必要对现行刑法及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应当明确禁止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无期徒刑与罚金刑;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的累犯构成条件;对未成年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结构.     

“去标签化”背景下附条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探

前科制度的存在及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特点,使得犯罪记录所带来的标签化效应伴随犯罪人终生,“社会排斥”功能如影随形,出现“犯罪标签泛化”“轻罪不轻”现象,与惩戒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相悖。建议从适用范围、行使方式、适用条件等方面探索建立轻罪微罪的附条件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以“去标签化”降低轻微犯罪刑事处罚的溢出效应。     

简论前科消灭的定义及其内涵

前科消灭制度,是世界各国所共同认可和采纳的一项基本刑法制度,属于刑罚消灭制度的重要类型之一。我国刑事立法和其他民事、行政法律法规中存在着大量的前科规定,但是却极少规定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从而导致犯罪人一次犯罪,终生处于刑罚后遗性效果之下,终生背着“犯罪人”的标签并终生丧失一系列资格或者权益。因此,在理论上先于立法研讨前科的消灭制度,对于刑事立法上早日设置完整的前科消灭制度,颇具意义。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规范与功能延伸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弱化罪错少年的罪犯标签,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基于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的综合考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北京规则》的要求存在差异,尚未达到前科消灭的程度.在实践中,应当将保护未成年人的视野予以拓展,将这项制度的功能进一步延伸.     

犯罪记录制度实证调查与研究——以P市两级法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样本的分析

鉴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世界各国均规定了未成人犯罪记录封存或消灭制度，旨在为未成年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创造条件。以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和“两高三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为标志，中国特色的犯罪记录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与国际刑事司法标准和法治发达国家立法相比，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仍存在较大差距。应当以宽容理念为指针，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制度。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完善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涵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中，包括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处理、非刑罚化和量刑从宽、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犯罪记录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等。由于相关立法规定概括、松散而缺乏完整性、体系性，实践中在具体制度运行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应当坚持儿童福利、国家亲权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明确基于情节的罪错行为评价标准，完善未成年人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转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并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程序；将免除前科报告纳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具有免除报告、禁止查询和消灭前科的三重法律效果；参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立法模式，构建司法化的收容教养程序。     

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制度的存在对前科者尤其是罪错未成年人的不利评判效应,对未成年人的发育成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有违刑事处罚的目的,我国应当确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以淡化罪错未成年人因其犯罪记录而在重新步入主流社会时遇到的阴影和障碍,消除罪错未成年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有效地预防未成年罪犯的再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之实践路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弥合

为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避免有前科的未成年人终身背负"犯罪者"的标签,为其实现再社会化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合法地位,这也为司法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利的法律支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的实践路径丰富了该制度的内涵,有利于较好地设计该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和对相关制度进行配套改革。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问题

经过长期的试点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显著意义。应当明确的是该制度不同于国外未成年犯罪人前科消灭制度,有其自身的特征。但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适用主体、适用程序等方面还需要明确理解与适用,而且制度在适用对象、保护力度等方面只是最低限度地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将来还存在很大的发展改进空间。随着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和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会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探讨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消除＂标定理论＂对未成年犯的影响。文章指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对象范围要扩大,适用主体需建立联动机制,适用程序应明确制定操作规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向前科消灭制度的全面建立稳步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相关制度探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完善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消灭制度”，从而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     

宽严相济语境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改革与构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所激发的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需求日益凸显。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与现代刑罚理念的变迁,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已是必然趋势与理性选择。这不仅有利于避免"犯罪标签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的实体要件、程序要件、形式要件的构建与设计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在该系统工程的建设过程中,还需加强配套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例如,政府对未成年犯的支持与鼓励、社会宽容文化的培育与引导,共同服务于"和谐稳定"之时代主题。     

“标签理论”与“前科消灭”制度

为犯罪人贴上"罪犯"的标签,使其异于常人,是导致其再次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未来在制定有关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时,应当考虑设立"前科消灭"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将其前科记录销毁,去除贴在其身上的"罪犯"标签,以此达到减少其再犯可能性的目的。     

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的相对性

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具有保护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积极作用，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的效果也具有相对性。适用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不应追求消灭犯罪记录的彻底性且可消灭记录的轻罪应当能够满足社会公共防卫的需求。     

前科记录封存的法律制度初探

前科记录封存经过学界、司法实践的重重呼吁，终于在立法中予以落实，给失足未成年人打开了一扇窗。从法的价值、刑罚的目的以及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方面阐述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解读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前科记录封存的制度设计，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同时对于现行法律规定指出了需要完善的地方。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若干问题思考——以新刑诉法的实施为契机

作为维护未成年人个人隐私的保障措施,封存犯罪记录有助弱化其犯罪标签心理,消除制度障碍,推动其重新回归社会。为弥补立法不足、克服制度弊端、保障制度实施,应不断完善封存犯罪记录的职责、权限和程序,探索构建＂以封存为原则、以提供查询为例外＂的制度模式,并将犯罪记录的封存和查询制度纳入法律监督,逐渐构建系统的犯罪记录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