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反异化——兼论服务行政理念的确立

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反异化是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重要课题。“公共性”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共权力异化是公共权力“反公共性”的结果。公共权力反异化,既要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等方式,还必须考虑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要淡化公共权力,使公共权力的运作向服务行政的方向发展。     

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公共权力异化治理

公共权力异化是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之一,其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共权力自身的异化倾向、权力行使主体的因素及行政组织对权力异化的规约作用不足等。在现实中,公共权力异化往往是与具体的行政组织或行政人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加强行政组织伦理建设,提高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将自律与他律双管齐下,能够促使行政组织及其人员合理、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异化原因之探析

公共权力异化是各国都有的现象,当前中国尤其突出。原因何在?有人提出是剥削阶级思想的毒害,有人提出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致,还有人提出公共选择理论、权力寻租理论。笔者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评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公共权力异化有两个根本前提,即公共权力性质和作用的二重性,国家公职人员法律身份和行为目标的二重性。异化的原因有制度方面和非制度方面的。     

浅论我国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视角考察公共权力异化的成因。并结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公共权力异化予以补救的基本路径,即在降低代理成本的基础上对公共权力予以制衡,建立公开透明的政府治理模式。     

公共权力异化的天然趋向与社会公平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新旧体制交接不到位,在行政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权力异化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公共权力的属性、异化趋向的成因及其由此造成社会公平失衡问题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另一种视角来寻求一种公共权力约束机制的可能性。     

治“腐”重在治“人”——对权力与腐败关系的再审视

本文试从腐败、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腐败的成因,认为腐败并非是公共权力的腐败,而是公共权力主体的腐败。公共权力不可能自发导致腐败,腐败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公共权力主体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从根源上预防和遏制腐败,就要从教育、法制、监督的配套机制中加强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治理。     

论我国公共行政权力的异化及治理

公共行政权力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工具,偏离这一宗旨,权力就会异化。公共行政权力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是公共行政权力异化的根源所在。在公共行政权力的的运行过程中,由于法律制度的缺位、监管的滞后以及公共行政权力使用者公共伦理的缺失,导致权力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法律法规上厘清公共权力的行驶边界,明确和权力相一致的职责;对权力运行机制进行完善、增加透明性,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公共行政伦理观的建设,是我国防止公共行政权力异化和对公共行政权力异化进行治理的关键。     

公共权力的结构特征及其效率

公共权力是行政效率微观研究的起点,它是政府组织结构的核心,是政府行政的内在驱动。公共权力的结构从一般意义上说是独立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它具有一般性的结构特征,因而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也可以独立于特定政治制度采研究,而公共权力的分配方式与公共权力间的关系是由特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决定的。因此,从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来研究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具有一般性,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当我们考虑从公共权力的分配与公共权力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公共权力的效率问题时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并在我国特定的政治制度框架内来分析和研究,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公权异化与人大监督

所谓公权异化，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机关或个人，偏离执政为民的宗旨，把权力变成为个人或为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公权异化，是新时期党的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党群关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当前，公权异化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掌公权的国家机关或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     

公共权力的界定及合理运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公共权力进行合理界定,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的发挥作用,也有利于权力的规范运行和社会的良好发展。文章从公共权力的词源概念出发,梳理了古今中外对公共权力研究的典型观点,对公共权力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公共权力运行中不良的几种表现,并对公共权力的良性运行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城市拆迁中公众参与机制的功能与立法建议——对“新《条例》”制定困境的思考

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立法的两大难题。公众参与具有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之功能,是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确定补偿标准的有效途径。因此,将公众参与中的听证和协商机制引入"新《条例》",有助于走出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的立法困境。     

公诉权的理论解构

国家意志、刑罚权、程序正义是决定公诉权确立和发展的根本的法理依据。在权能的实现上 ,公诉权与刑罚权互为条件 ,公诉权来源于刑罚权 ;程序正义是公诉权发展的永久的根据之一。公诉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公权力和具有系统制约性的诉权 ,以及具有对应性的事实主张权     

民生性事权分配的经济法解析

民生性事权是指政府从事民生性事务的职权和职责，而民生性事权的分配则是指民生性事权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一级政府的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划分和配置。通过考察民生性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失衡的实际情况，可以确立其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配的原则，进而进行规范上的构造。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应当尽可能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承担，或者有能够与之匹配的地方财力支应，而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则可以由较低层级的政府承担。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

司法权的“中国”问题，首先是一个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问题，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法治化问题。其次才是司法问题。司法权的重要是基于公共权力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需要，而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民主化则又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结果。因此，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司法制度，形成一个以理性与民主精神为灵魂和价值取向的强大的司法权，维护理性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必然是研究中国司法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的司法权问题，必须且不能不将司法权的监督与制约问题摆在中心的位置。     

立法权去中心化与立法模式转变

立法权本应属于人民全体,只是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但是立法权的所有与行使的分离使其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导致立法权在行使时出现趋中心化:立法权绝对化、非理性化、将立法权而不是公民作为立法过程的核心。因此,应着力实现立法权的去中心化,实现立法权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变革。立法模式应该实现由单一政府立法到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的转变,更多地发挥公众、社会团体和专家的实质性作用。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警察权的约束

警察权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治国家的原则下，建设和谐社会，必然要求警察权依法行使、对警察权实施法律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目的、法律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权限、处罚程序及治安管理处罚执法监督等方面对警察权进行法律约束。遵守这些约束是正确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键。     

试论执行和解制度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确立

传统行政法学从防止行政权滥用的角度出发 ,强调公权力不可处分。但是 ,从公权力的本原是私权、行使的目的是为实现公共利益、行政裁量权的存在及其行使来看 ,公权力是可以处分的。因此 ,从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出发 ,执行和解具备理论上可突破的空间。而且 ,执行和解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它是执行和解制度建立的另一前提。     

论我国公共应急体制的再改革及其法律问题

2003年SARS危机之后,我国的公共应急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并不彻底,没有完全实现应急资源和应急力量的实质性整合,这种不彻底性及其后果在新近的突发事件应对实践中屡有表现。因此,在短时间内,我国的公共应急体制还将面临着再一次改革的任务,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真正建立起多元化的应急组织体系,彻底打破"条块分割",以建立一体化的应急指挥体系,明确应急管理的权责重心并以此为基础理顺纵向的府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