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并成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的重要制度性框架文件。目前,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合作程度、社会认知深度、治理行动速度等都明显逊色。生物多样性治理的迫切程度不亚于其他的全球性环境议题,但其议题安全化的分散性却不利于建构整体性的安全认知。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体现在生态、治理目标、谈判、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四个层面。生态层面是指生物多样性的安全认知;治理目标层面是指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爱知目标"与安全的联系;谈判层面包括资金机制、资源动员、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保护区以及主流化等议题;各缔约方及其他行为体层面不仅在各项议题上表达各自关切,同时也将生物多样性问题建构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等多元安全关注。生物多样性议题安全建构的碎片化导致了该问题虽然在话语上进入了安全领域,但是缺乏共同的安全认知,难以提供简明和清晰的治理目标和路径,不利于推动全球有效治理。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全球公共卫生难题及其治理路径北大核心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促使公共卫生问题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面临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卫生公共品供需失衡、医疗技术与疾病信息的获取存在能力鸿沟和共享壁垒等难题。导致全球公共卫生难题产生的原因有,全球卫生治理与国家卫生治理的优先议程不同、"安全型"与"发展型"卫生治理模式有差异、单边和多边的治理途径有别以及逐利与公益之间难找契合点。可从多层级卫生治理主体的协调与整合、多个治理环节紧密衔接、加强卫生领域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总结地区治理经验等方面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行为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此不断提高本国的卫生治理能力,注重综合运用资源和技术等多种支持途径、提供体现地方差异和高融合度的卫生公共品,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新规则和新标准的制定。     

地缘性介入与制度性嵌构：美国亚太区域水安全外交战略

根据地缘利益诉求(攻势/守势)与跨国流域水治理程度(工具性/制度性)两个指标,可以将"水安全外交"界定为国家以及相关行为体围绕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展开的博弈行为。水安全外交包括冲突预防型、霸权引导型、水互动冷漠型和治理后现代型四种类型。作为霸权引导型的美国水安全外交战略,其核心是通过水的全球治理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国的地缘性介入,保障其水外交的战略利益;二是通过对区域水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嵌置和重构,保持其水外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通过水外交的四条路径(联盟和议题联系方式、同水外交大国的协调方式、国际组织议题嵌入、网络化伙伴关系)推进水安全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制定。在其水外交进程中,国内外的动因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通过水安全外交拓展自身在亚太的地缘利益诉求,推行美国价值观的水治理原则和规范,嵌构以美国为核心的水安全治理体系,遏制地区大国(特别是中国)的水话语权,以最终实现美国在区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安全中的战略优势平衡。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美中未来合作领域

随着"世界范围内他者的崛起",世界权力逐步向单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分散,美国单边主义做法难以为继,多边主义国际合作越来越重要.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美中合作尤为重要,并存在着一系列合作议题.在核不扩散、朝核问题、地区安全机制等传统安全领域,"失败"国家、人道主义援助与灾难救援、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海事、航空、网络等国际公地,都有足够的合作空间,中美双方应加强对话与合作,以推进国际多边合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

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 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东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困境分析

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谈判进程缓慢背景下,区域层面的气候治理显得日益重要。然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的东亚地区并未能形成类似于欧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气候治理合作机制。东亚国家因领土争端等安全议题使国家间关系相对紧张与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区域性合作;域内国家发展现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模式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别导致针对发展性问题的关切不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治理机制中,分属不同气候谈判集团,所持立场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加之外交传统惯性和域外其他行为体的影响,使得东亚区域气候变化治理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造成区域合作困境。在构建和推进东亚气候治理合作机制时,应注重在域内大国引导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以体现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并借鉴其他地区的治理经验,促使区域治理机制同国际层面的制度接轨。     

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共同利益与“可合作安全”

通过合作促进安全的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安全合作中，普遍存在“多愿望，少行动”的现象。由于安全概念的泛化，国际社会几乎在所有安全问题上都表达出希望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但实际上，很多安全问题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的概念是基于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的一种预设的状态。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在议题性质的认定方面观点不一致，那么安全合作不可实现；反之，安全合作是可能实现的。在安全合作对象关于议题性质观点一致的基础上，安全合作主要受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两个因素的影响。如果安全合作的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小，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多，那么安全合作越可能实现；如果安全合作对象彼此威胁认知越大，且在应对安全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越少，那么安全合作越难实现、甚至不可合作。“可合作安全”在应对安全威胁的实践中，可以为有关部门在什么问题上合作、与谁合作等提供思路，使国际安全合作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