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和谐社会的宪政学解读——关于不断提高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几点思考

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发展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和谐社会状态的实现必然地要表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市民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及政治国家的理性运作是社会和谐状态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社会至今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历史,决定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要表现为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采取由执政党政策指导的国家引导型,主要靠政府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的实际进路。     

浅议刑事习惯法的价值

刑事习惯法长期被刑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压迫。但是刑事习惯法在现实中体现了有利于我国法治的发展、有效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等价值，在理论上则展示出了其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公民的私权、限制政治国家，促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互动与平衡以及丰富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等价值。     

中国市民社会私法的地位与作用——兼论其他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法治,即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而非以国家或官僚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和法治,这是由实行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决定的。私法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民法总则是核心。发挥法官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作用及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改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私法及其他法律实施的重要保证,是市民活动牵动法的创造并决定国家政治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构建我国公民意识生成机制的探析

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生成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运行机 制中,在法治目标指引下,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官员和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应全方 位构建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 政治,承认并培育市民社会,公正立法与执法,开展公民教育,发展公民文化。     

东亚法治秩序的局限与超越维度

近代法治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化进程中 ,以社会权利制约和平衡国家权力为基点而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出现了市民社会 ,但却因历史传统而呈儒化倾向 ,它既设定了东亚法治秩序的局限 ,也赋予了其一定的超越维度 ,展现了多元现代性的东亚法治走向     

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论和谐城市的内涵、与依法治市的关系及其实现途经

和谐城市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城市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各个环节、要素之间相互保持着一种协调的状态，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和谐城市是民主法治、安全有序、宽容开放、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充满活力的城市。构建和谐城市与依法治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依法治市是构建和谐城市的核心、手段和保障，和谐城市是依法治市的重要目标。实现和谐城市，必须不断完善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机制和领导方式，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改革，推进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进政治建设的民主化，推进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宪法基本假设的探析

宪法应有基本假设。宪法的基本假设应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中寻找。宪法的基本假设是市民社会是理性社会;政治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工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适用自然法则。宪法的基本假设奠定了宪法运行和宪法理论的基础。     

市民社会：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动力

市民社会既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孕育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推进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市民法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个历时性的概念。它经历了等同于政治社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相分野,区分于国家、经济的文化领域等几个时期。各时期有着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市民社会的理念。由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理念—市民法的理念—市民法这一线索可看出,市民社会及其理念对市民法及理念起着基础作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吸纳西方市民法固有品格,进而推动市民法及其理念在中国的根植。     

民法转型的法源缺陷：形式化、制定法优位及其校正

近代以来的民法典编纂促成了民法由综合整体法向一般私法的转型,推动了民法体系边界及对体系外有限开放性的形成,配合了民族国家形成及其与民法社会整体对应关系的建立,但也就此预埋风险。随着民法法源的形式化、法源中制定法优越地位的形成、对以商法为代表的传统多元社会法源的消解,民法的社会组织功能被削弱,国家借助特别民法等手段对民法的整体渗透日益不可量、不可控。危机的实质是,民法的体系化成就掩盖了自身的法源缺陷,反而损及私法自治这一现代民法自定义核心价值的实现。危机的根源是民法控权能力与民主自觉的丧失。民法法源的完善,应向正式宪法移交部分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将以商法为代表的亚社会法源渐进释出、拓展司法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解决途径等方法,提高民法的社会自组织能力,恢复民法对非官方公域的参与调整能力,实现通过民法的社会控制。在此基础上,民法教义学方能安全担当现代民法学的核心。     

市民社会与宪政之路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有其道德基础 ,还有其知识论依据。近代中国的宪政之路之所以艰难 ,是因为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西方式的道路     

经济法的利益观

受到以主客观分离与对立为出发点的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 ,在社会结构方面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二元理论 ,在法学领域中也形成了以规制政治国家权力为主的公法部门和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的私法部门的二元划分。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开的理论受到挑战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日渐融合 ,经济法的出现是这种趋势在法律上的体现之一。经济法作为贯穿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 ,其利益观体现出一定的综合性 ,融合了运行于市民社会中的私法与运行于政治国家中的公法的双重特征。经济法虽然以社会利益作为其首要的保护目标 ,但其对社会利益保护的实质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之间协调的结果。     

政治变革与国家能力——对中国近代宪治探寻的再思考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宪治探寻在近代中国不是自发启动的,而是在原有的政治体系难以容纳、应付外部因素的强烈挑战时不得不作出的一种反应。在此过程中,政治变革与国家能力呈现出鱼和熊掌难以兼得之势。一方面,中国近代宪治探寻所启动的政治变革始终无法在国家有效政治统合能力的帮持下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政治变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因素并未给国家能力提供有效帮助,反而对其进一步消解。这种近乎“负和博弈”的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和中国现代化特殊路径得到部分解释。     

民事程序立法中的国家本位主义批判——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的反思

本文对以国家本位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指导思想在法律规定上 ,诉讼体制上 ,以及司法观念上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并在对这一指导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体制 ,政治理论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修改、完善民诉法应当采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私法概念之再研究——兼论私法观念的革命

私法概念的界定应当从研究市民社会的理论入手,并以家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三者的关系为基础。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否为国家统治关系,可科学地界定私法。这种界定同时也实现了私法观念的革命,产生了新的私法观。对于今日中国的民法法典化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将未来的民法典建成宏伟大厦,而不是将其弄成"三根棒棒";对于民法的理论研究而言,这种新的私法观有助于丰富现有的民法理论,使其更加充实和丰满。     

限权政府的破产与中国行政法的未来

行政国的诞生意味着限权政府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破产。限权政府破产的后果是宪法基础结构由近代结构向现代结构的变迁,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对峙结构转变为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全方位规制的一元主导结构。宪政的近代课题和现代课题的尴尬交织是未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困境所在,有待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