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合作与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南海地区海洋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影响着地区和谐。中国和东盟作为南海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体,应成为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和东盟经贸相融,观念相似,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强烈,并建有多层次安全对话机制,共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具备现实可行性。中国和东盟需在海上务实合作中增强相互理解与认知,夯实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基础;完善海上合作机制和架构,扩大双方对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的共同认知;统筹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海上合作关系,推进双边与多边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规范和准则。     

关于南海合作机制化建设的探讨

近年来,南海地区有关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但依然存在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应在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广泛吸取其他闭海或半闭海海域的合作经验,并结合南海地区特殊性,探寻出一条助力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南海合作机制化道路。当前,东盟南海声索国对华政策转向积极,加强南海合作机制化正当其时,应按领域敏感度从低到高逐步推展合作,初期可以软性法律约束之,中长期可考虑建立南海合作理事会统筹推进南海地区防灾减灾、海上搜救、保护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安全等领域务实的、机制化的合作。     

“南海行为准则”:由来、进程、前景

“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构建东南亚海洋安全秩序的准则规范,对稳定中国与东盟关系有积极意义.中国、东盟及美日澳等周边大国均密切关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但自冷战结束至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方面一直进展缓慢.如今,双方仅就“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达成共识,准则的最终签署仍有待时日.各方都重视“南海行为准则”,但为何在准则的制定过程中面临困境?行为准则的最终签署是否有助于解决南海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历史进程,回答上述问题.     

东盟与南海问题

1992年《东盟南海宣言》公布以来，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参与已有20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92-1995年，1995-1999年，2000-2002年，2002年至今。在此期间，东盟先后为参与南海问题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建立由东盟主导的地区预防性安全多边机制，并将中国纳人其中。二是对外公布《东盟南海宣言》，为东盟参与南海问题奠定了基调，并为其后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COC，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制订“南海行为准则”对中国南海维权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东盟相关国家为制约中国在南海行动,确保南海既得利益,极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尽快制订和签署。签署“南海行为准则”虽不利于中国当前维护南海权益,但可为中国最终解决南海问题争取时间和空间。中国应在积极参与并主导“南海行为准则”制订的同时,强化南海资源开发和岛礁海域管控,努力提升综合实力,为全面彻底解决南海问题打牢基础。     

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进程、动因与解决路径

南海问题本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而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东盟便开始介入南海问题,并逐步将南海问题转化为中国-东盟之间的问题。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是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之间关于南海问题双边争端演化为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的过程。东盟以南海问题"利益攸关者"身份积极参与南海问题,中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稳定而采取的"救火式"应对措施,美日等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大力介入,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动因。"去安全化"是解决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安全化"困境的主要方法,重新定位、稳定转化、置换议题、话语引导,是中国-东盟南海问题"去安全化"的有效路径。     

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时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理想。但是,主要受南海问题的困扰,当前中国在增进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和维护区域安全环境方面仍面临着挑战。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离间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南海安全环境,因而增大了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多渠道入手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其次,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第三,在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合作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合作不断向前推进,虽然与政治、经济合作相比,防务合作发展水平仍较低,但经过双方的努力,相关合作已取得长足进展,合作领域大幅拓展,合作方式从双边发展为双多边相结合,且更趋务实和机制化。在此过程中亦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如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掣肘,来自美、日、印等其他大国的竞争以及南海问题等。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有深化合作的巨大动力,双方有望克服困难和障碍,继续推进防务领域合作向前发展。     

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当前国际组织在处理贸易、投资与环境问题的方法上各有利弊,为了解决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冲突问题,实现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的协同发展,基于设计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思路和框架体系,并进一步探讨了确保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作的保障机制,即建立中国-东盟环境协调发展总局、中国-东盟环境协调发展基金会以及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体制。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到访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中国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双方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增进提供了新理念、新指南,同时或可为南海问题和南海局势的发展带来新环境、新框架。中国不仅要持续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和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展开互动营造更为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还应积极与东盟就南海议题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正面应对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考虑,增强互动的实效性和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使南海由争端的焦点变为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纽带。     

海上问题的妥协与合作——《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的案例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该宣言未达到东盟目标,东盟期待出台一部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DOC实施至今仍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对于东盟各国,这被视为解决南海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只同意进行双边谈判并且总是避开进行多边谈判。DOC体现了中国对于解决南海争端的战略调整,同时也体现了东盟成功诱使中国来谈判这一问题。本文将集中分析中国和东盟达成DOC的过程、已取得的成果、影响中国和东盟解决南海问题应妥协与合作的因素。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研究:现状、问题与未来

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的安全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起步,目前已经形成多层级的安全合作机制,安全合作涵盖多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已经臻于完善。实际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存在着安全合作实践性欠缺、双方安全合作预防能力不足、当前安全合作缺乏核心机制、双方的互信也有待加强等问题。中国与东盟之间开展的安全合作在未来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强:中国与东盟要重点加强互信建设;建立中国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核心机制;促进中国与东盟携手维护南海安全;促进中国与东盟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中美海洋合作:特点与努力方向

建交后的三十多年里,中美两国在海洋多个领域积极展开对话与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体呈现出非敏感领域进展顺畅、海上执法与安全合作有序推进、机制化建设不断加强等特点。两国海洋合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体现了中美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度相融,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中美关系的发展。但由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战略互信不足、双方对国际海洋秩序和国际海洋法的理解存在分歧等现实制约,深化两国海洋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大局出发,将中美海洋合作纳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总体框架之内,积极推动双方务实合作。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海权向度解构

安倍价值观外交是安倍晋三内阁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以西方普世价值观为政策工具来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并实现日本在海洋领域战略扩张的外交战略与实践。第一次安倍内阁通过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创设日美澳印、美日澳、日澳以及日印等四个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对中国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战略包围并实现日本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上的海洋战略扩张。第二次安倍内阁重启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在推进日、美、澳、印四国战略合作的基础上积极插手南海问题给中国维护南海主权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设置障碍。安倍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海洋军事同盟,从太平洋与印度洋两个战略向度上实现对中国的海上战略包围与遏制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     

中国与东盟关系现状、趋势、对策

在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中,东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国与东盟关系正面临着美国"重返东南亚"和南海部分岛屿主权争端矛盾上升的两大考验。我国应高度重视对东盟关系的发展,继续坚持"与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大力促进双方的全面合作、创新合作、务实合作、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南海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合作:反思与前瞻

尽管我国政府拒绝承认国际仲裁庭作出的、就中菲南海仲裁案中包括海洋环境保护在内的7项诉求具有管辖权和可受理性裁决的效力,但南海丰富的渔业资源和重要的生态系统,正遭遇不同海洋用途的经济活动以及沿海居民生活的不利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国际立法和区域机制就治理、恢复、保护南海生态环境作了诸多安排,但从长远来看,囿于条约的概括性、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实施的羸弱性,国家或不愿意或不能够真实、充分地回应南海生态环境风险。区别于传统海洋环境保护,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建设虽面临一系列挑战,但分目标、有针对的"过程导向"务实合作机制有助于平衡生态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关系,以及缓减国家冲突并维持地区的和平稳定。     

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挑战与应对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以整合地区战略力量、遏制中国崛起为目标的"印太战略"一定程度上已实心化和常态化。美国在安全层面正在加紧打造"亚太版北约";经济层面加速拼凑排斥中国的全球经贸体系;外交层面企图构筑联合制衡中国的"民主国家同盟"。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这些举措恶化了中国-东盟合作的安全环境;将抬高中国-东盟合作的经济成本;有可能削弱中国-东盟的信任基础。东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及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主要受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南海问题等因素影响。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可考虑加大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力度、加快推动落实RCEP、助力东盟维护其中心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多边化。     

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启航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政治安全合作不断深入,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人文社会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持续对话与深入合作,为双方积累了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升级版为双方经贸融通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扩大的人文交往为双方筑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与此同时,东盟内部整合、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双速推进、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的干扰,使中国—东盟合作面临复杂挑战。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站在历史新起点上。面对中国—东盟合作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应继续提升政治安全互信、切实加强战略对接、深化产能合作、助推次区域发展、丰富人文内涵,不断将中国—东盟合作做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