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力量特性,欧盟曾形成了以“良政”为核心理念、以多边主义为路径、以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全球治理战略.新兴力量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势转移,也重塑了欧盟的自我认知,推动其调整全球治理战略.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力求在新兴力量和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中推动全球治理.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全球公域战略评析

21世纪的全球公域以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等为代表.面对国际权势转移和新兴挑战,美国借助军事转型、国际倡议、同盟关系和接触政策等手段,积极构筑全球公域战略,试图保持在其中的主导优势,延长美国的霸权周期.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布局对全球、地区及中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对此,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主动回应,同时加紧构建自己的全球公域战略,以维护自身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正当权益.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理论构想：基于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的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竞争和博弈的愈发激烈,在美国的科技封锁和制裁之下,中国当下的人工智能发展备受掣肘,人工智能治理理论亟须进行重构。新加坡是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协定的先行者之一,自2020年以来陆续和5个国家完成了4个数字经济协定的谈判。同时,新加坡还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倡导者,通过对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梳理和先进发展经验的总结,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中人工智能规则的共同目标可以概括为“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实现目标的方式是以《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第8.61-R条为参照范本,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力量,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道德、可信、安全和负责任”地发展。对中国而言,今后应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正处于研究制定中的《人工智能法》可以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以更好地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国际层面,应继续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同时积极申请加入“人工智能全球伙伴关系...     

大国领导力塑造与中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分析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并非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合法性竞争的政治学问题。在全球治理格局转换的历史阶段,服务全球公益是潜在领导国主动展示良性意图、获得国际支持、赢取战略机会、增强全球影响力的根本性手段。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互惠交换、关系契约与利益贡献程度塑造着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多边国际机制、全球军事联盟与自由贸易网络支撑起美式领导力。但冷战后新兴大国逐渐承担治理责任,而美国则在所谓“单极时刻”开始放松自我克制,基于蛮力强制追求全球利益,导致其国际领导力合法性基础受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平台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从互惠交换、关系契约与利益贡献方面夯实合法性基础。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

作为一个术语，“全球南方”是国际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热议和争论的理论问题；作为一种现实，“全球南方”是影响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既有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深层背景，也有非常浓厚的大国博弈色彩，同时为深化全球发展治理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代表，利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促推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改革与务实合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普遍不满西方国家试图强加给发展中世界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既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还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当下则面临着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一方面，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借助分类、拉拢和施压等手段，试图分化瓦解“全球南方”乃至排斥和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渐增，自主发展意识和制度建设加强。鉴此，中国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新型南南合作，从而不断助力全球发展治理新架构的构建。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2020年度《国际安全研究》选题预告

2020庚子年注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最为惊心动魄的年度。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严重地侵袭了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积极探寻公共危机治理之路。这也是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贸易冲突加剧安全矛盾,正在形成日益突出的战略竞争新态势。深入研究当前形势下国际安全架构与地区安全机制,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均是国际安全、国家安全研究亟须进行理论与实务探讨的重要领域与重要议题。     

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 以全球公域论为例

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传统的“辐辏”霸权体系难以为继,离岸 制衡理论也遭到重大挑战。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洲” 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以此为指导,美国加紧推行全球公域战略,重点是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传 统的中立政策,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限制,实施“空海 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以实现美国亚太霸权从“ 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全球公域战略对亚太 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认知、归纳与直觉 ———归纳法的一种解读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 用认知理论来解读归纳法的深刻内涵———如从经验归纳中的“ 无意 归纳”与思维的“默会力量”及二者的关系和作用出发, 有利于打开“直觉”思维的黑箱, 给机制复杂 的直觉认知以科学诠释。     

认知、归纳与直觉 ———归纳法的一种解读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 用认知理论来解读归纳法的深刻内涵———如从经验归纳中的“ 无意 归纳”与思维的“默会力量”及二者的关系和作用出发, 有利于打开“直觉”思维的黑箱, 给机制复杂 的直觉认知以科学诠释     

中国大国外交的突破之年——2016年中国外交

2016年,中国大国外交攻坚开拓,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全面快速提升,为全球经济引航指路,并为全球治理开出新方案.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联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美俄战略关系格局形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对接,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开辟了中国大国外交新境界.     

“修昔底德陷阱”:认识误区与战略应对

从理论角度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是现实主义尤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即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起点,格雷厄姆·艾利森等西方学者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对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类比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误区:实力决定论、战争获益论和双边关系论.这三个误区分别涉及“修昔底德陷阱”形成的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和范畴因素.中国应规避“实力决定论”的理论陷阱,把握战略主动;坚持以改革开放战略推动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性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     

从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看未来国际大趋势

本文以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的“乱象”为分析起点，认为透过2011年国际乱局可以观察到未来5—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国际大趋势，包括西方将整体性“下沉”、亚太已成长为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多极化势头削弱、国际格局将日益“G一2”化、“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正在经受新的挑战、“战争与和平”问题将受到更多关注等。文章还对中国战略环境孰优孰劣、中国未来的战略危机因素进行了评估，主张中国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要趋利避害，积极“塑造”战略环境，尤其要着力解决好与美国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力避周边地区酿成战略危机引爆点。     

中美战略竞争与中国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宏观影响因素，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盛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受其影响停滞不前，国际政治经济区域化趋势明显。中美关系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美国利用“离岸平衡”战略使亚洲地区合作处于离散、复合交织的状态，区域经济对外依赖始终较强，一体化发展远远不足。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下区域治理思想对当前区域化变革具有较强指导意义，其核心是大国驱动、多边合作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等。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是经济区域化发展的核心表现。亚洲价值链区域化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大国作用缺位和机制不完善。当前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日益提升，中国应依托自身对全球及区域治理影响，以及强大的市场优势，主动引领亚洲区域一体化，发挥大国对价值链生产端和消费端的驱动以及推进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作用，加快提升区域价值链的自主能力，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从“核协议”解读印美战略关系

美国、印度在印总理曼·辛格访美期间达成"印美民用核技术协议",它实际上是印美双方涉及核问题和双边战略关系的谈判结果,为近年来印美关系的全面升温作了阶段性诠释,为双边战略关系的未来发展定下积极的基调,也将影响国际核机制的运作方向和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格局.同时,该协议与中国存在着直接或潜在的战略关联.该协议的宣布在印、美国内及国际社会引发强烈的反应,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许多值得关切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印美两国政府基本共识和政策意向的体现,核协议在实施之前还存在许多障碍和不确定因素,还有不少内容有待进一步明朗化,需要从战略角度对之进行深入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