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亚太化”：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

近年来,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不断加深,呈现“北约亚太化”态势。“北约亚太化”主要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欧洲盟国协调等因素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战略目标、以强化与亚太伙伴国家关系为主要手段、实现亚太与跨大西洋的安全联动。当前,对于“北约亚太化”的认知分歧主要聚焦于其属于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通过比较分析联盟转型与扩员的条件,可以发现“北约亚太化”的实质是北约将联盟空间拓展至亚太地区,推动联盟转型。尽管北约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间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互利水平有限,这使得“北约亚太化”难以发展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扩员。“介入亚太”已经成为北约的长期任务,会对中国周边安全、亚太地区局势与大国战略竞争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与亚太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动建立与完善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妥善应对“北约亚太化”。     

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 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欧洲的分歧与俄罗斯回归欧洲的困扰

要想大致把握俄罗斯东方政策的走向 ,有一个重要参照物 ,就是看俄罗斯西方政策进展是否顺利。随着北约和欧盟实施双重东扩 ,接纳一大批中东欧国家 ,欧盟内部出现被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称作是“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分歧。由于历史复杂关系和地缘政治利益 ,一些中东欧国家的加入肯定携带进反俄情绪并使得两个组织无形之中强化排斥俄罗斯的倾向 ,俄罗斯回归欧洲遇到新的困扰。     

模糊盟友:联盟体系视角下的美国与土耳其关系

联盟是美国二战后维持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外交工具。在其诸多盟友中,土耳其极为特殊,在两国正式的盟友关系背后是脆弱多变、充满矛盾冲突、似乎随时崩裂而又难以割舍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美国的传统盟友当中罕见,与美国中东战略伙伴相比也显得与众不同,因此研究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模糊盟友”概念构建的综合分析框架既突出地缘战略、全球化、地区力量分化重组等结构性因素对美土关系的制约,也强调两国政府和领导人的战略和政策选择在美土盟友关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性因素与过程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土关系从传统盟友向“模糊盟友”转变,产生的后果广泛而深远,不仅重塑美国和土耳其的地区战略,影响到地区安全秩序,也为美国的联盟体系带来不确定性。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浅析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土耳其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近年来伴随着以叙利亚问题为焦点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度调整,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也阶段性地发生了剧烈震荡与调整。美土关系的恶化是叙北库尔德问题凸显、土耳其"7·15"未遂政变冲击、美土间价值观裂痕加剧、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型与美国中东政策对冲以及周边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的多重结果。但由于北约、投资需求等因素的存在,美土关系并未走向破裂,并在2018年10月后逐步进入了稳健调整的"新常态"。其具体表现为美国对土耳其的矛盾性认知、土耳其对美国日益强烈的离心倾向以及美土间结构性矛盾的阶段性爆发与两国关系的周期性震荡。     

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风险及其规避

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澳大利亚百年对外关系史简析

澳大利亚建国一百年来, 其对外关系史经历了“英国中心主义”时期、“美国中心主义” 时期和“相对独立主义”时期三大阶段;其外交理念也表现出三个重要的变化:国家实力的自身定位 从依附世界强权的弱小国家到中等强国的变化、外交思想从孤立主义思想到联盟集体安全观念的 变化、国家身份的自我定位从西方白人国家到尝试向亚洲国家转变的变化。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 策的国际因素主要有国际大环境的巨变和盟友政策的变化两方面;国内因素则主要包括经济利益 需求因素、政党与选举因素和决策者个人因素三方面     

中国对中东欧国家政策研究报告

冷战结束后 ,中东欧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的束缚 ,其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生重要变化 ,欧盟、美国以及俄罗斯都已把对中东欧政策作为各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中东欧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与北约和欧盟结盟、发展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是其外交政策选择的优先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具有友好传统 ,近年来出现良好发展势头。随着中东欧国家入盟的实现 ,今后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将纳入对欧政策的整体框架之中 ,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推动与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博弈态势和军事行动评析

俄罗斯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博弈态势有一个变化过程:旁观期—被动期—主动期。从战略层次来看,当初俄出兵有着多重考虑,出兵既是对叙局势朝向自己不利变化的回击,也着重应对俄在地缘政治上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北约的军事压力。俄出兵从实际效果看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功,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出兵潜在危险,而且出兵并没有使俄摆脱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对油价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北约改革

乌克兰危机引发美欧与俄罗斯之间激烈对抗。北约承担了美欧与俄罗斯军事竞争的主要压力,冷战后开启的改革进程出现转折,将集体防御提升为联盟首要宗旨,指认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威胁,并制定加强集体防御的军事纲领,推动与乌克兰当局的军事、政治合作。由于俄与美欧的角力仍在进行当中,联盟内部对俄政策存在分歧,北约未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导弹防御与美国延伸威慑政策

对盟友提供的延伸威慑安全保证,是美国维持与盟友关系的重要基础。冷战时期,美国的延伸威慑主要通过核保护伞方式运作。为了应对冷战后新的安全环境,以满足新旧盟友的安全需求,美国开始通过导弹防御合作来提供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与安全保证。这使得美国的延伸威慑从以核保护伞为核心,转变为核保护伞与导弹防御并重的模式。与盟友发展导弹防御合作关系,对美国的延伸威慑体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正面效益是,导弹防御合作使更多盟友能参与集体防务并贡献更多力量,还可增强盟友与伙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美国的军事领导地位。但是,导弹防御系统仍然不具备绝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而且美国必须在以导弹防御合作促进延伸威慑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如今,美国已开始加大力度,团结盟友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导弹防御延伸威慑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将面临考验。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地缘技术视角下的美国对华芯片遏压

技术因素在美西方对华博弈中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地缘技术视角聚焦技术因素与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之间的互动关系。芯片是诸多新兴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基础，在大国竞争进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保障芯片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的关键支撑。美国从“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两大维度推进对华芯片遏压，注重采取内外联动、短长结合策略，以拉大中国在芯片领域与美国的技术差距，阻滞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美国力图通过“现代产业战略”提升先进芯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并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面加大对华芯片技术封堵。美国主导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芯片联盟”，试图在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芯片技术研发、芯片生态系统重塑等方面加强与盟友协作，注重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力量形成复合型阵营。美国推进对华芯片遏压亦面临诸多制约，如美国芯片产业内部的博弈、美国政府与芯片企业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分歧。     

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动向北大核心

近几年来,土耳其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持续升温,加强了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双方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战略关切,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军事合作、扩大经贸关系、对接发展战略、开展教育合作、推动媒体融合,从而巩固和全面提升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近期看,土耳其依托突厥国家组织,并积极转化俄乌冲突的不利影响,继续全方位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多边关系,将战略合作推向纵深,努力推进突厥语国家的一体化。其结果势必引起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俄罗斯在中亚的战略空间。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演变与逻辑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透视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新走势——兼谈西方军事同盟对外干预的新趋势

本文以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为切入口,通过考察后冷战时期北约内部有关北约存废的争论,分析北约战略转型的过程,指出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显示其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调机制,北约战略转型基本完成和定型.目前北约已经成为以共同价值为导向,具有明显进攻性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其活动范围超越了自身边界.作为西方军事同盟,北约的对外干预将更为主动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其目标则为扩大西方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保护西方联盟利益,其行动将更注重在形式上尊重联合国,努力与欧盟和俄罗斯协调从而加强合法性.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外干预,西方军事同盟将运用“巧防务”继续保持军事领先地位.     

中国对阿富汗局势稳定的作用探索

美国发动阿富汗反恐战争至今已逾9年，阿富汗仍是地区冲突和安全危机的热点，稳定与重建的目标远未实现，继续引发国际社会的密集关注。事实已经表明，阿富汗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武力，必须寻求政治和外交途径。中国是阿富汗稳定与重建的主要利益攸关方，现状与前景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中国需要在正确评估局势和确定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制定战略，应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挑战，寻求发挥重要作用的机遇，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有所作为。     

“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愿景探析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区域大国土耳其在百年诞辰之际提出“土耳其世纪”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愿景。“土耳其世纪”国家战略既涉及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外交,也是土耳其在总结百年治国经验基础上对于第二个百年的战略规划,更是土耳其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筹划。土耳其此时出台这一新的国家战略源于埃尔多安及其政党的选举需求,更源自新地缘政治现实的对策预案及由此产生的“土耳其世纪”大国政治想象,同时基于土耳其国家的独立自主理想。“土耳其世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不仅仅取决于土耳其的主观努力,还有赖于区域和国际大环境的助力,严峻的外部形势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其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