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社会整合的内在基础

社会整合可以构建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一个国家、一个共同体实现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社会整合具有保持社会秩序化、规范化的基本功能,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缺乏亲和力而导致发展失去控制,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①另一方面,社会整合通过增强民众认同、协调社会资源,继而促进国家或共同体各方面的进步与发展.社会整合不会凭空形成,而需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建国.此前,犹太民族经历了世界性流散,曾遭受严酷的宗教和种族迫害.以色列建国初期力量依旧弱小,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同时欧洲反犹排犹势力仍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以色列的社会整合从量的积累发生到质的飞跃,为国家的建立凝聚共识、汇集力量,乃至使以色列在建国后的战争硝烟中仍能继续发展,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本文基于社会学理论以及以色列的实际情况,拟具体从犹太教信仰、希伯来文化、历史创伤记忆和安全利益四个方面,对以色列社会整合的内在基础展开研究和分析.     

巴列维时期伊朗和以色列战略关系的成因

历史上波斯民族和犹太民族存在传统的友好关系;巴列维王朝的西方化、世俗化政策有利于伊朗和以色列的接近;以色列需要打破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孤立局面;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以色列需要通过伊朗转移伊拉克犹太人;1950年伊朗承认以色列。50年代初伊朗开始向以色列供应石油;50年代中期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促使伊以建立了战略关系。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军事、武器等方面的援助。两国有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50～60年代,以色列同伊朗联合抵抗苏联和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干预及影响。1958年革命后的伊拉克成为伊朗和以色列共同的敌人。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和伊朗的战略关系。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非对称结构对族群冲突的影响：一种结构与认知的互动角度

在国际秩序转型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非对称国际关系持续构成民族国家进行国族塑造与政权建设的外部结构性压力。由族群问题引发的国际与国内冲突日益频繁，从国际政治中的等级现象着手理解族群武装冲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径。国际体系中非主导国与主导国所形成的国际非对称结构会导致非主导国国内非对称结构的极化、重构或紊乱，由此构成不同类型的双重非对称结构。双重非对称结构是解释不同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的关键变量。菲律宾、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三国族群武装冲突的案例显示，双重非对称结构重塑了非主导国及主体族群原先对少数族群的负面认知并使其呈现低等化、对立化、极端化与安全泛化，进而使非主导国族群武装冲突呈现差异化演进趋势。国际非对称结构也可能会直接激化非主导国的族群武装冲突或对其冲突烈度形成控制。而少数族群内部政治结构则会对上述传导机制起到催化/缓冲、加强/抑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族群武装冲突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仍有待深入研究。     

当代西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与治理目标和路径

恐怖主义威胁认知对治理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是外部政策评估的有效切入点:威胁认知通过影响政策目标与政策路径,构成恐怖主义治理能够在多大限度内发挥其有效性的前提。九一一事件以来,西方对恐怖主义威胁出现了"传统智慧""本土恐怖主义"和"极端意识形态"三种不同的认知,治理政策经历了"全球反恐战争""反激进化"和"反极端化"三个阶段,政策目标经历了"文化安全化—族群安全化—思想安全化"的演进,政策路径出现了从"群体化"到"个体与群体兼重"再到"个体化"的转变。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三个阶段演进,更多的是面对新恐怖威胁的被动更新,而非针对前一阶段问题所做的主动修正。这导致当代西方恐怖主义治理的既有政策有限性将会持续,反恐的政策负担会越来越重,甚至"越反越恐"。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西方乃至全球的恐怖主义治理又处于一个需要更新威胁认知的关头,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当前恐怖主义治理的效果。     

以色列阿拉伯人口分析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声称:"以色列国……将尽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于所有的居民;将以以色列先知所梦想的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充分享受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1]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占总人口约80%,且在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中,阿拉伯人是一个民族(作为阿拉伯人)、族群(作为巴勒斯坦人)、宗教(作为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和语言(阿拉伯语)上的少数群体.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以色列政府是否实现了它在独立宣言中的庄严承诺呢?     

犹太民族的危机意识与中东和平进程

犹太民族在几千年丧失民族家园、遭受欺辱与迫害的历史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在当今以色列的安全政策、民族关系、教育问题等方面有着明显的表现;它也是以色列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演变三阶段

<正>薛兴国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载《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中指出,俄罗斯建国以后,其国家安全战略围绕大国复兴这一主线,总体上经历了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再到"战略反攻"的演变过程。2009年5月公布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表明,俄罗斯已经结束过渡时期,     

苏联对以色列建国政策透析

苏联政府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 ,但在 1 947年 4～ 5月间其态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与苏联在二战后的全球战略、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原则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还受到苏联国家实力的制约 ,同时对犹太人在二战中所受遭遇的同情也是促使苏联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因素。虽然苏联这种亲以色列的政策持续时间不长 ,但它却成为以色列建国的重要前提 ,对当时和以后的中东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冷战后国家利益的新变化

国家利益是制约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两极格局瓦解，冷战结束，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趋加深，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大国对于国家利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表现是：１．冷战后国家安全利益的重点由政治军事安全向经济安全转变；２．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由直接的意识形态较量向竞争综合国力的优势转变；３．国家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由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向在自愿基础上的部分共享、部分让渡转变；４．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由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向依靠经济科技实力转变；５．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由重视既得利益向重视未来利益转变。充分认识上述变化，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嬗变与安全困境

哈扎拉人是阿富汗第三大族群,也是阿富汗最为贫穷和边缘化的族群之一。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一是哈扎拉人抗拒阿富汗国家普什图化政策时期;二是哈扎拉民族政治运动应对国家动荡时期冲击的阶段;三是"9·11"以来哈扎拉民族在国家重建时期扮演的积极参与角色,以及要面对的族群安全问题阶段。重建时代的阿富汗国家基本消除了针对哈扎拉民族的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哈扎拉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阿富汗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哈扎拉人群体安全的主要挑战,只有通过域内外各方势力共同推进的阿富汗和平进程,根除塔利班问题和"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才是解决阿富汗哈扎拉问题的有效路径。     

浅议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发展

浅议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发展林凤独联体各国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之后，日益意识到加强联合的必要。前不久（１９９４年７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独联体１２国国防部长理事会上通过了《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的构想》，这个文件充分说明独联体国家准备在军事政策、...     

浅议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发展

浅议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发展林凤独联体各国在经历了苏联解体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之后，日益意识到加强联合的必要。前不久（１９９４年７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独联体１２国国防部长理事会上通过了《独联体国家集体安全的构想》，这个文件充分说明独联体国家准备在军事政策、...     

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

2021年以来,在内外勾连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的背景下,日本涉台政策呈现出明确的“安全化”走向。由于涉台地缘安全固有考虑、右倾化加剧的内在驱动,以及美国加强“以台制华”、乌克兰危机的外在刺激,日本谋求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四个面向全面提升对涉台安全事务的介入程度。政治上着力建构“日台安全密切关联”的政治安全叙事,军事上拓展在台海的“先发”能力与军事活动能力,经济上加强利用台湾来谋取在供应链等方面的“经济安全”利益,外交上强化涉台安全多边战略布局。不过,日本涉台政策的“安全化”走向亦受到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势力、中日关系整体架构以及美国的制约与管控。     

法国2013年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评述

法国2013年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对强国在热点地区博弈、弱国的走私贩毒恐怖活动等都对法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评判下，提出了依靠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推动欧盟共同安全防务、全面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等政策，并采取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提高情报侦察能力、进行核武器现代化改造等措施来实现欧洲和北大西洋以及中东地区的稳定。     

论以色列核政策与核战略的特点和影响

以色列核政策与核战略的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当前其主要特点是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结构,加强核武器的威慑力和实战能力;采取"核模糊"政策,既谋求核威慑,也规避"国际合法性"的问题;全力防止中东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核政策与核战略的主要影响包括:拥有核武器有助于以色列的军事安全,但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产生严重负面效用,阻碍地区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可能促使以色列的阿拉伯和伊斯兰邻国发展核武器,增加了中东地区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     

奥斯陆协议回顾与展望

经过半个世纪剑与火的争斗,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终于在１９９３年正式签署了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通称奥斯陆协议）,该协议表明巴以双方相互承认并承诺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巴以争端。考虑到解决巴以冲突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奥斯陆...     

巴以步履维艰的和平之路

2010年9月初，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华盛顿正式重启双方中断近两年的直接谈判，巴以和谈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巴以和谈自1991年启动以来，已走过近20年的时间，虽然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署给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是巴以和谈进程并未如人所愿，一直因分歧过大而步履维艰，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讲屠．     

预防冲突原则下英国对非洲军事外交探析

军事外交,指主权国家的国防部门及武装力量旨在增进和实现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国防安全目标,与其他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进行的交往、交涉和活动,是一国对外关系和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该国国防政策在对外关系中的体现.①根据英国国防部发布的2014-2015年《国际防御参与战略》(International Defence Engagement Strategy),英国军事外交的主要目标是“消除敌意,建立、维持互信,维护英国国家安全,实现冲突预防及冲突化解”.②在方式方法上,英国提倡更加广泛和整合的路径(a wider integrated approach),综合国防、发展、外交与情报手段,通过军事培训、军事演习、政策顾问、部署军事和民事专家展开军事外交,促进地区稳定并减少冲突的风险.     

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

美国的"多族化"是指美利坚民族内部形成了多个族类群体,并时常伴有族群中心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等族群性构建和复苏的现象。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族源多样性移民的空前增加和"聚众成族"现象的日益普遍,美国"多族化"现象空前扩展、"多族化"诉求日益高涨,造就了美国族群政治的新特征与新趋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萌芽、兴起的多元主义族群政治,初衷是为了回应日益增长的"多族化"权利诉求、调控"多族化"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却与美国的"多族化"交互结合,加剧了美国"多族化"现象的广泛化和固化,对美国的国族认同和国家整合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影响和后果。基于美国"多族化"带来的种种困扰和隐忧,从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关注美国族群政治的得失和走向,有益于民族国家,尤其是多族群发展中国家理性创建和正确选择符合"本土化"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有效调控和治理"多族化"问题,实现民族国家的国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