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伊拉克库尔德人运动的历时比较研究

以往对族群冲突的国际维度研究忽视了国际战争对国内族群政治产生的影响,因而对库尔德人运动这类深受国际政治和国际战争影响的案例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弥补这一不足。该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国际战争将导致母国对内控制力下降、国内少数族群政治诉求更为激进、敌国干预族群政治的动机上升,进而增大族群冲突爆发和升级的可能;这一因果机制受到了敌国的干预能力、少数族群的战略价值、少数族群的动员能力以及少数族群的动员意愿等四类因素的调控。通过对比分析伊拉克在1946-2000年间经历的六次国际战争对其境内库尔德人运动的影响,本文验证了该理论分析框架的解释力。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非对称冲突”研究

"非对称冲突"是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西方理论界为迎合国际关系现实需要,加大对该理论研究力度。总体看,该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基本范式: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及以国内社会政治结构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三种理论范式各有特点和不足。该理论谱系仍处于嬗变中,总的趋势是谨慎使用武力、关注弱势者利益、希望在冲突的当事方之间找到"利益平衡"。     

公共物品供给与国内冲突的复发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研究

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而且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素有官方“修史”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但当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19世纪下半叶，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区，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原住民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殖民话语，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面对殖民主义，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族群政治化，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大挑战。族群政治是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景，也是今天刚果（金）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     

非洲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

冷战结束后,美苏对抗的终结、新南非的诞生、联合国维和与非洲自主维和行动的加强,给非洲安全增添了建设性因素。而非洲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局部动乱和武装冲突的高发地区。地方民族主义往往酿成一国之内的族群冲突,对中央权威形成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党民主化运动加剧了地方民族主义,侵蚀着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国际恐怖主义肆虐、艾滋病蔓延和非法武器交易泛滥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所起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     

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

破碎地带仍然是深入认识当前国际武装冲突乃至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武装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所谓破碎地带的地理空间,历史积怨造成"冲突-破碎化"的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和国内政权衰弱为冲突滋生蔓延提供了必要条件,国际政治的深层矛盾则成为冷战后破碎地带冲突加剧的驱动力量。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作用于破碎地带,并使主要集中于破碎地区的武装冲突充分反映出时代条件的特定变化;而破碎地带安全局势的演变,反过来也推动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深化发展。     

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

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导致国际体系呈现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在国际体系“中产阶级化”情况下，霸权国实力相对下降但并未丧失主导世界的能力，中间力量崛起但更多地配合而非制衡霸权国，二者构成了同时掌握力量优势和道义强势的集团霸权主义。国际弱势群体处于利益净损失和呼声被压制状态，只能诉诸非对称冲突进行强制性的利益表达。中国欲化解身处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尴尬处境，需要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过程中进行外交战略调整。     

叙利亚冲突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劫难”

国际人道主义法致力于规制武装冲突,以实现"军事需要"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叙利亚冲突导致了震撼人类良知的人道主义灾难,也导致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巨大灾难。叙利亚冲突本身的特征、一些国家暴虐"反恐"的泛滥,国际人道主义法本身的缺陷,都影响了叙利亚冲突各方关于如何实现"军事需要"的考量,导致各方几乎都忽视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要求。以参与方的不平等和非对称为核心特征的叙利亚冲突,代表着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新常态"。以平等为基础、以互惠为条件的既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已经难以满足此种"新常态"。在推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建设过程中,国际社会须将当代武装冲突的非对称性考虑在内,推动某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义务。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确定"恐怖主义"的定义,以免"恐怖主义"标签被进一步泛化和滥用。国际社会还需检视和减少国际人道主义法与国内外其他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弥合不同规范体系之间的裂痕。     

国际制度的国内影响

国际制度对一国内部的影响主要通过该国既定的国内结构产生,由于国内结构不同,国际制度的影响的方式、范围、强度、持续性以及对国际制度的遵守情况也有差异;同时,国内结构的存在也会对国际制度产生"过滤"作用。国际制度不仅对一国内部的政治、社会发挥着影响,而且还构成了一国社会变迁的必不可少的外部环境,跨国沟通行为体是其影响国内结构的主要途径,其最终影响是通过国际制度的内部化表现出来的。只有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真正为一国国内法律所支持时,才可以说某种国际制度真正被内部化并构成了一国国内结构的一部分。     

当前国际政治中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几个问题

当前 ,在多极化进程与大国关系调整总体保持稳定的背景下 ,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正凸现出来 ,并对国际安全形势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一、发展中国家安全问题在国际安全议程中凸显　　冷战后 ,发展中国家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崩溃后 ,发展中国家长期被掩盖和压制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其固有的民族 (种族 )、宗教、领土 (边界 )、资源等纠纷和矛盾引发的冲突甚至战争频繁发生 ,规模和烈度一度呈上升势头。从非洲大湖地区的种族(族群 )仇杀到印巴克什米尔武装冲突 ,从波黑战…     

“新冷战”与中俄美三边关系——身份、国际权力结构与国内进程

本文从国际权力结构的身份确认、加入方式和与国际体系内其它国家的关系入手，认为俄美近年来的对抗处于国际权力结构的不同层次上，不构成“新冷战”，不构成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的替代性挑战。中俄联盟的可能性极小。国际制度安排、国际金融危机在更高层次上限制着俄美冲突的性质和范围。中国崛起比所谓“新冷战”有着更大的时代意义和体系影响。     

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剖析

今年５月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控制线地区的武装冲突不断呈现升级态势。国际社会对印巴冲突日趋激烈并导致整个南亚地区局势紧张深感担忧，希望两国能够通过谈判的方式，及早平息战火，缓和紧张局势，实现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巴武装冲突何以升级今年年初，...     

冷战后全球武装冲突的特点及演变

冷战后,尽管国际形势整体趋向缓和,国际合作也不断扩展和加强,但武装冲突仍然是人类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并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冲突频率增加,冲突主体增多,中小规模冲突占据主导地位,并更加集中分布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地区和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多数冲突的动因与政权、民族或宗教因素有密切关联,带有分离主义或反恐色彩的武装冲突明显增多,冲突的根源复杂而深远.全球武装冲突表现出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既是世界政治内在逻辑的具体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世界政治的不断演进.     

权利政治：国际政治的现代性转化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大国博弈加剧，国际政治在权力政治的道德困境与道德政治的权力困境中越陷越深。国际政治陷入思维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前现代国际关系和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差异，即前者是权力政治，后者是权利政治。权利政治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推动国际政治发生现代性转变的强劲动力，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政治思想史中得到充分证明。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17世纪是国际政治从前现代转向现代的历史分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现代性价值观和权利观注入国际政治，围绕国家主权构建起一个现代国际法体系，确立了现代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权力边界和主权间平等关系，塑造了一个基于契约关系的国际权利政治社会。权利政治被注入国际政治后，权力的滥用和野蛮生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国际政治生态逐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同时，权利政治也使国际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上升，国际冲突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可能转化为权力冲突，权利包装下亦可能隐藏新型强权政治。权利政治为超越当前国际政治的思维困境提供了出路，也体现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突破方向。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联合国冲突后重建行动与中国角色

在武装冲突结束之后,冲突发生国的重建问题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积极参与冲突后重建符合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中,中国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了大量冲突后阶段的安全重建、政治重建、法治重建、经济重建和社会重建活动,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时期,认清冲突后联合国框架下重建活动的情势变化,积极参与其制度构建和规则制定,确立灵活、全面的冲突后重建参与方针,对中国获得冲突后重建的话语权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规模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的新现象

"规模政治"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单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和外在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规模政治"与"规模经济"一样,都是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使成本得到降低。全方位多边外交和合作型国际机制是使国际政治向更有利于"规模政治"方向发展的两大动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合作型机制使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方向发展,并同之前以权力和冲突为特征的国际政治大不一样了,国际关系越来越讲究互利、双赢、和谐。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安全化问题评析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建国后，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以重大事件为标志，大致经历了军事管控政策的实施、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与实施、《犹太民族国家法》颁布至当前4个阶段。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取向，维护犹太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成为主导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从现实效果来看，虽然以色列的以国家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有力地捍卫了其“犹太民族国家”属性，确保了国家的整体安全，但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也使其面临着国内族群矛盾尖锐、国家凝聚力削弱、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的威胁与挑战。奉行和合共生的政策理念与重塑包容、合作的安全机制，是破解以色列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问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