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宣传标语的功能效用与问题治理

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借助标语的宣传引导。标语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支"轻骑兵",在乡村治理中具有政治维护、政策宣传、目标解读、社会凝聚和语言传承等功能。但是,在个别宣传标语中,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缺乏人文关怀、有违法治精神、书写不规范、散滥且不能落实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使宣传标语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加强对宣传标语语言、语法与内容的监管,加强对标语发布者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加强对标语内容的落实工作。     

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我国现行乡村治理体制存在结构上的矛盾 ,可以概括为“强制行政化”悖论和“乡村自治”悖论 ,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 ,因而有必要改革现行乡村治理体制 ,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我国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思路是 :“自治行政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协商治理是一种基于过程、程序、合作、参与、认同为特征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具有农民利益的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的多维功能。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面临协商治理理念偏差,协商治理的主体结构不优、能力不强,协商治理的内容结构性失衡,协商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协商治理与乡村治理制度的融合、衔接、联动不够等问题,要系统建构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党建引领机制、多元参与机制、规范化保障机制、法治化支撑机制、衔接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需要。基于农村基础薄弱、乡村治理存在不少短板等现实因素,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尚存诸多问题。将其综合归类,主要表现为制度执行力、理念引领力、精神推动力、方法支撑力、科技运用力的不足。因此,地方政府要想实现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在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中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方法,通过依法治村和以德治村相结合、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努力来提升以上五种能力。     

人民至上：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底色——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历程的梳理

坚持人民至上的伟大建党精神,始终是党推进乡村治理的价值底色。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新农村建设时期,并正在经历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治理时期等四个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党领导的乡村治理,坚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目标导向,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力量,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评价依据,生动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人民底色。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意蕴、困境与优化路径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价值目标。农村基层的有效治理有助于化解基层矛盾、修补基层生态、巩固基层政权。面对农村基层治理理念异化、基层治理与社会结构"脱嵌"、基层行政权力"势差"、治理效益递减的困境,应该从矫正治理理念价值偏差、创新基层治理方式、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健全基层治理机制层面入手,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和乡村的善治。     

民族地区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思考

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解决土地纠纷、催生文明乡风和促进乡村民主自治等功能。通过对广西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仍存在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实施方式不规范、缺乏村民广泛参与等问题,制约着村规民约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要以国家法律法规为统领,打造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村规民约,吸引治村能人,融入时代新风,发动民众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推进乡村社会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思考

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乡村因精英外流导致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微并引发系列连锁反应,政府制度嵌入与现实乡村社会难以有效链接,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文章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格局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浙江各地寻找传统文化资源、基于权力清单的政社互动、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整合等探索创新,探寻总结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挑战与契机应对的良治之法,从政府、社会组织、村民三者角色,探讨如何重构精英外流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格局.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社会阶层分化、治理主体缺位、党组织建设不完善等困境,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迫在眉睫。理论分析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发现: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坚强堡垒、创新基层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客观要求。新时代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从“善秩”到“善治”:新时代“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传统意义上单一的自治、德治和法治追求的都是善秩,在治理成本、稳定性、治理效能方面各有优劣。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传统乡村治理巨大变迁、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亟需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有待整体优化等现实问题,乡村秩序亟待重构。从“善秩”到“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多元规则良性发展、多元载体融合共生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新路径。     

社会治理中的伦理精神与伦理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农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权力意志开展活动,工业社会的治理依据法的精神开展活动,而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则显现出依据伦理精神开展活动的需求。公共管理是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它建立于伦理精神的基础之上,必然要依据伦理精神去开展社会治理活动。社会治理的效率观、法治观和权力观都属于科学观的范畴,而伦理观则是这些科学观的调节和整合因素,为科学观提供目标导向和价值定位。公共管理把社会公正的获得作为自身的基本目标,公共管理的价值就体现为提供社会公正,而公共管理伦理正是公共管理提供社会公正的保障。     

协同治理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突破路径

协同治理是未来乡村治理的方向与选择,是乡村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治理主体信任缺失,导致多元主体协力不足;治理主体职责混乱,引起协作失范;治理信息沟通不畅,致使协商陷入困境;治理制度建设薄弱,造成协同失序等多种问题。因此,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必须结合实际,需要从思想、主体、信息、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乡村协同治理路径,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协同治理现代化。     

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面临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迟滞、村民自治运转失灵、农民利益表达梗阻、乡村公共服务匮乏四重困境。引发困境的因素有压力型体制侵扰、财政体制缺陷影响、公共决策参与渠道不畅、监督制度乏力四方面。合作共治是破解困境的基本进路,应该引入合作治理思维、建构合作型治理机制、完善乡镇财政体制和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合作型模式等。     

税改前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演变逻辑——兼论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的变异逻辑

税费改革前,以农民负担为核心、以群体性事件增多等为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汲取型体制,客观反映为乡村基层组织在压力型体制下积极行政带来的机构人员膨胀和经纪体制的复活。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在国家治理转型和社会转型期村庄内部潜在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乡村基层组织悬浮于社会之上不能有效作为引发的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危机。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而诱发根源则从国家汲取型体制转变为村庄内生矛盾。通过透视乡村基层组织角色与行为在税费改革前后的变异逻辑,我们认为在后税费时代保持一个强有力的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常规性力量,对于化解潜在的各种乡村治理性危机大有裨益。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基于德治的视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一次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此举措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格局。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尤为突出,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不容小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体系.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乡村治理物质基础仍有短板、乡村治理法治化仍存“梗阻”等问题，均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囿。通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以强化基础支撑为保障、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为抓手等举措，为深度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振兴中的碎片化困境与整体性救治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家与社会资源的不断输入为乡村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随着振兴战略步入深水区,乡村治理中的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而目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出现的部门利益理念导向严重、行政组织层级过多、治理权责非对称性突出、资源配置机制式微等碎片化问题,导致乡村振兴资源被无谓地耗损和流失,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威与合法性被不断弱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有必要对乡村振兴中的碎片化治理进行重新整合,建构整体性乡村治理机制,注重治理理念、层级结构、治理权责、资源配置、责任机制等方面的整体性变革,避免简单狭隘的参与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整体性治理。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革命老区何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治理”——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

目前我国有关乡村振兴和革命老区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问题视角",而较为忽视"优势视角"的运用。因此,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何以实现"优势治理"作为主要的问题意识来源,以赣南苏区为考察中心,重点分析和探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优势治理的主要内涵、赣南苏区乡村振兴的发展状况和显著优势、赣南苏区乡村振兴实现"优势治理"的主要路径等内容,对于推动我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