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NA视角的政府投资项目合谋关系研究

政府投资项目中腐败案件和工程事故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合谋问题,合谋主体之间通过社会关系网结成合谋网络。本文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合谋关系结构特征,以上海"11.15"大火为例通过SNA分析政府投资项目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谋关系及其利益关系。研究表明合谋关系网与利益关系网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合谋关系网中建设单位与总承包单位居于核心位置,合谋网络呈现多个中心性质。在结构洞位置,关键中间人通过收取建桥费获得高额合谋收益,而其他结构洞位置行为人通过收取过桥费获得合谋收益。合谋网络的核心结构行为人具有跨项目合谋特性,而其他行为人合谋具有单个项目性质。本文实现了微观具体主体行为与宏观关系网络相结合,拓展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合谋领域的应用,丰富了对合谋关系的认识,强调在治理合谋问题时在关注合谋利益的同时,应关注关系网络。     

简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府职能

本文认为 ,“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具有一系列“新质”的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我国政府管理的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1)我国政府必须实现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转变 ,(2 )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3)应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文章认为 ,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总原则应当是 :“事关全局”的权力属于中央 ,“因地制宜”的权力属于地方。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模式而言 ,可以从两个层次作不同的考虑 :就经济关系而言 ,应采取“市场关系为主、行政关系为辅”的模式 ;就政治关系而言 ,应采取以“条”的集权为主、“块”上的自治为辅的模式。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博弈论视角下地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问题

从博弈论角度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关键特征。从委托人———中央政府和代理人———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有可能拒绝接受委托,或虽然接受委托但执行不到位,从而导致政策执行阻滞。治理地方政府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注重"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两个重要因素,并通过加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任合作,改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的方式方法,正视地方的合理利益,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等,以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视角

近年来,政府治理机制对于转型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本文致力于通过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来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给予制度因素的解释.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提出了经济增长解释框架——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认为在强中央的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中,中央政府通过政治集中和向地方分权,构造有效的政治激励和经济激励来培育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沿袭这个框架,从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和FDI过度竞争三个角度阐述了这种政府治理机制的成本及其在宏观层面的表现.文章认为短期内通过机制补充和内部修正可以维持这种模式指导下的经济发展,长期看来,这种制度框架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由经济转型和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新的制度供给来提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     

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舆情应对方略

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作为社会公共安全的"守卫者",事故发生后有时会沦为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本文从如何正确引导媒体客观准确的正面报道、积极应对新媒体出发,提出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努力纠正舆论的"事实偏差"和"价值错位",积极把握舆情应对的目标与机制,使社会客观、全面地认识事故和应急处置,从而顺利化解舆情。     

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差序政府信任是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的现实写照。通过分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人、政府和社会等三个维度探讨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因素是引起差序政府信任变化的关键变量,中央政府的反腐倡廉力度与回应性、地方政府的经济绩效等因素会对差序政府信任产生显著影响;个人的人际信任水平、政治效能感、生活满意度和政府满意度越高,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不明显;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小,而社会宽容度越高,差序政府信任越大。为了夯实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基石和改变差序政府信任格局,中央政府应持续推进反腐败工作,增强对公众诉求的回应,维护好中央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地方政府则应在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公众满意度;央地政府还应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更加公平,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防范由差序政府信任带来的社会风险。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基于地方创新的视角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被称为全世界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最高的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致力于解决社会组织“登记难”问题,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尽管各地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机和方式有所差异,但这些地方创新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地方创新的动因可以从地方自主性增强、政治风险低、获利动机驱动和社会力量兴起等几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选项,使地方政府能够分享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权,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体现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新动向——分类管理.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模式的构建——基于城市社区安全供给的视角

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主体包括公权力、市场化、公益性等多种组织类型。从治理与协同政府视角出发,多元主体间应实现从政府垄断基础上的松散合作向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化协同模式转变。新模式中政府应扮演"战略主导者"与"能量输入者"双重角色,与非政府主体的关系应该从单纯契约授权向更具灵活性的契约授权与赋能授权相结合的方式转变。这一新模式应用到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领域,要努力克服政府的绝对管控角色所导致的执政党社区党支部与社区委员会的权责困境。政府要加强对社会主体的赋能授权,为促进主体间结构向自组织式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通过构建沟通平台、完善协同制度、促进实施项目式安全协同等途径实现有效安全协同。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重塑政企关系的行政学思考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是行政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从行政学的基本逻辑体系出发，结合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探索我国政企关系的理想摸式。认为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政府经济职能的具体内容是重塑政企关系的基本思路。指出我国现阶段政企关系包括两种含义：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行使者时与全体社会企业的关系；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此而引起政府两大经济职能配置的改革，以及相应机构设置和权责划分所构成的政府管理体系的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环境规制失灵: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环境资源的公共产权属性决定了其容量的使用需要环境规制.对地方主要政府官员的政治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主要因素.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绩效的路径选择关键在于激励与约束相容的制度安排,在于建立政府、生产企业、社会大众利益相协调的激励约束机制.     

处理央地关系的原则

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按照宪政结构设计,在由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所构成的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代表着中央全局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一般来说,中央全局利益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全局利益的完整、统一和最大化,中央政府代表的全局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省级政府间关系规范化研究

省级政府间关系是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和中轴。我国目前协调省级政府间关系的方式主要有省级政府的自发协调和中央政府的宏观协调,两种协调方式层次不同,效果不同,各有利弊。规范省级政府间关系还需要确立依法规范、平等协商、开放公平、互利共赢和竞争合作等原则,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的主动、中央政府的推动、市场的驱动和企业的能动作用,建立激励约束、协商沟通、利益协调、规划仲裁和社会支持的长效机制。     

建国以来中国财税体制的几次变革及其启示

根据公共经济学原理 ,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方面。中央政府主要是实现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 ,地方政府的职能应是资源配置。如果职能混淆 ,则必然造成效率缺失 ,出现混乱。尤其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管制 ,使地方缺乏财政自主权 ,则必然会造成许多事情中央管不好 ,地方又管不到的现象 ,甚至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危机。从建国以来的几次大的财政改革所相应带来的变化 ,可以看出在中国建立地方独立一级财政是十分必要的。     

政府支出偏好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治理——基于J地政府1998-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J地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增长过快,行政成本占GDP比重、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人均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行政成本弹性系数偏大。政府支出偏好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诱因之一,表现在政府预算最大化偏好、政府支出结构偏好和官员职务消费偏好三个方面。为了达到治理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目的,应该强化预算约束力,发挥道德激励力,消除主观因素影响,实施"零容忍"负激励和完善考评激励。     

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之一,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需要。然而,不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是造成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剖析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思路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如下:加强中央政府的顶层指导,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激励;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分摊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压力;完善户籍迁移政策与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非正式官僚、不完全行政外包与地方治理的混合模式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正式官僚与非正式官僚共生共存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行政发包和契约外包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理论框架,借以揭示地方政府治理的混合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跨越政府组织边界,融合行政发包与契约外包的要素,同时在政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缓解治理风险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张力。通过对S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分析,本文阐述地方政府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组织运行逻辑,并就其预期与非预期后果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