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教育

引言 马来西亚拥有两部分地区:1)马来半岛(从克拉地峡延伸到柔佛海峡)上的西马来西亚(下简称西马——译者);2)婆罗洲岛的西北沿海地区(沙巴和沙捞越)。根据一九七五年的人口普查,马来西亚的总人口(包括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及沙巴和沙捞     

试析我国能源运输战略

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最重要的战略要冲之一。专家们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攻击的10大目标之一。控制马六甲海峡是目前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即使可能导致它与该地区的国家甚至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也在所不惜。如果泰国的克拉运河计划最终能够得以实现,一定会给该地区的自由贸易和海运事业带来共同利益。但对中国来说, 必须把缅甸通道和克拉运河区别开来。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述。该战略建立在美国所认为的对等原则、法治、航行自由等价值观基础上。经济安全是其"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在区域安全上,特朗普主张反对核讹诈、恐怖主义,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美日同盟、美印关系及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均势。为此,特朗普试图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依靠区域盟友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并意图提供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替代方案。然而,特朗普要改变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仍面临很多阻力。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东盟安全合作模式的转变

东盟框架内的多边主义一直是东盟安全战略的禁区,所以双边主义成为东盟主要的安全合作方式,但在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内部以及与外部多边合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本文利用多边主义和安全共同体的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从目前来看,尽管东盟大多数国家认为双边安全合作仍然是主流,但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已经开始在东盟地区实施,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效果;而且随着东盟提出建立"安全共同体",多边主义将会在安全合作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选择:资源基础、目标构想与主要课题

朝鲜半岛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此,人们惯以"唇亡齿寒""唇齿相依"等词来形容这一特殊的地缘关系。历史证明,朝鲜半岛局势的任何变化,均会对中国国家安全产生直接或是间接的重要影响。朝鲜半岛的地缘形势变化,关涉多重中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和扩展。对中国而言,在"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框架之下,加快制定和实施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可持续性的朝鲜半岛战略,与朝鲜半岛国家开展更加灵活、务实和全面的合作关系,对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更好地保持周边环境的整体和平稳定,进一步把握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

印度"东进"是一个战略系统,其要素由南亚地区战略、 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印太战略"等构成.南亚地区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基础,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体现了印度在"东进"上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印太战略"则更加明确了印度"东进"的战略形态与内容.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由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构成,这两种逻辑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出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为主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等方面的变化.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其逻辑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互信程度将长期保持很低,甚至是赤字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     

美国的“两圈战略”与美拉整体合作

"两圈战略"是笔者从国家防卫和经济利益两个角度提出的考察美国国家防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研究框架,即美国通过加强"国家防卫安全圈",塑造"经济利益安全圈",达到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目的。"国家防卫安全圈"主要由两洋防卫体系和拉美安全倡议区构成,"经济利益安全圈"力求涵盖太平洋、美洲地区和大西洋。美洲地区(南、北美洲)是"两圈战略"的"纵轴",拉美地区是这一纵轴的天然部分,美国利用自由贸易、单边市场开放、区域安全合作等措施已经将3/4的拉美国家拉入"两圈战略"。为了将其他1/4的拉美国家(古巴、厄瓜多尔和六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或准成员国)也拉入"两圈战略",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协定"对南方共同市场营造了战略"包围"态势,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终结,试图以"美洲主义"为口号开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     

俄罗斯食物安全问题探析

俄罗斯是否存在食物安全问题有诸多观点。本文从俄罗斯国内的农业生产、俄罗斯居民的食品消费与俄罗斯农产食品的进出口结构三个视角对此作出评估。如果单纯从数据上,俄罗斯无论是从农产食品的产量上,还是从消费的水平上,都不存在食物安全问题。俄各界夸大俄的食物安全问题目的是为了寻求国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不中立的评价也有其意图。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的焦点法律问题及其应对

近年来美国蓄意将"航行自由"纳入南海问题的核心议题,致使中美之间围绕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日益凸显。这主要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模糊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具体解释的两相分歧。该争议所涉及的焦点法律问题集中体现在:外国军用船舶无害通过领海是否需要事先通知或者许可的问题;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具有进行军事活动的自由权问题;沿岸国对毗连区内的航行是否具有安全管辖权,以及防空识别区内对于仅在国际空域而不进入领空的飞行能否进行安全管制的问题。中国需要将法律路径与政治路径纳入宏观战略视野之下进行统筹规划,才能有效应对与美国之间有关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     

FTA时代的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机遇、挑战与思路

随着中韩FTA协定的签署,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迎来了崭新时代。中韩在经济贸易、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文等领域,面临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合作前景。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比如:推动实现中韩之间"无国界"的内需市场建设、有效平衡域内多种模式的自由贸易规则、进一步加强政治安全互信、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和消除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等等。对此,一要积极发展中韩关系,不断提升战略高度;二要密切政治安全合作,保持重大事件沟通;三要加强社会人文交流,防止极端民族主义。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印太战略”——基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

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嵌入到其综合性、全球性大战略之中并服从和服务于其整体战略目标的。奥巴马时期美国并没有明确阐明的"印太战略",但随着印太地区国家间互动的增加及地区安全形势与安全环境的变化,各国间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政治与安全议题的相关度越来越高,印度洋和太平洋相关地区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整体,美国的战略视野也开始从"亚太"转向"印太","印太"概念已融入到其战略思维和具体的战略实践之中。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内外战略呈现很强的变革性特征,特别是随着《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等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美国大战略的转向开始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更详尽地理解美国大战略沿革的内在逻辑,文章在对大战略概念进行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冷战后迄今这一较长历史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演变特征和原因进行了"立体"分析。通过对冷战后历任美国总统所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解读和对美国战略实践的考察,发现美国大战略的演变呈现三大特征:具体战略目标的设定由非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转变,对威胁的界定出现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变化,以及在具体战略实践过程中的"威胁导向型"特点。美国大战略出现变革的首要动力是国际权力格局的持续变迁,而美国国内政治的具体环境和在任总统本人的个性特征也对这一变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德国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基于德国联邦议院海外派兵辩论的分析

德国作为"文明力量"的原型,历来强调用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与冲突的必要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尤其在1998年政府更迭后,德国安全政策的参数不仅在地理上得到了扩展,而且在功能上被重新解释为"前摄性危机预防战略"和"反应性危机管理战略",包括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手段作为"最后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被投入使用。鉴于德国在安全政策上的更加积极有为也势必反映在政治精英的相关话语上,本文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联邦国防军外派的首次议会辩论,以及施罗德关于德国不参与伊拉克战争的政府声明连同其他议员对此提出的动议中使用的论式进行定义、分类和对比分析,认为从施罗德政府时期(1998~2005年)到默克尔政府时期(2005年以来),德国安全政策话语中存在着从"战争反思者"到"利益谋求者"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德国选择了一种"服务型领导者"的过渡身份。结合德国政治精英安全政策话语的变迁趋势,可以做出研判,新形势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行动将呈现继续增强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文明力量"的定位发生根本变化,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的。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自2001年九一一事件至今,美国政府共发布了五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动向。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阐述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四大支柱和六大地区战略。相比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体理念、地区战略、对华定位,以及新兴战略领域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转变。整体理念变为"美国优先"和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地区战略尤其注重"印太地区"战略,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战略领域更加重视网络、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都将对中国带来一定挑战。     

“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新伙伴关系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两国根据地区形势演进的双向政策选择,体现了两国的共同政策和利益倾向,对地区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新加坡对外战略中的大国平衡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在涉及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战略协调日益增强,提升了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关性、存在度和话语权。新加坡高度关注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战略转型,采取了相当积极的政策措施,期待延续双方长期以来的战略合作关系,促进新加坡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近年来的南海问题中,美新战略合作也得到了相当明显的体现,对地区形势的稳定和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

本文对族群冲突中的"安全困境"的既有文献所做的批判性分析,为建立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奠定了部分基础。目前,许多运用"安全困境"的概念来理解族群冲突的尝试都是建立在对此概念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之上。"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动态、通用和强有力的战略互动理论,而这一理论抓住了引发战争的一般性动力。因此,"安全困境"理论和更为宽泛的螺旋模型为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铺平了道路,而这样的理论也能整合国际关系理论中各个学派对族群冲突的不同理解。文章最后分析了该理论的可行性和价值。     

"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

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追随战略的“黄昏”:基于东南亚国家对中美两国战略取向的分析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推进,东南亚国家在崛起国中国与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战略取向也越来越清晰。"制衡"不可取,"追随"代价大,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如缅甸和菲律宾从"追随"域外大国的阵营加入"大国平衡"的阵营,"大国平衡"逐渐成为更多东南亚国家维护战略利益的最优选。领土争端、政治体制、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霸权盟友的可获得性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崛起国和霸权国战略取向的四个单元因素,它们塑造了东南亚国家可能的战略行为,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可能改变其战略取向。但是,考虑到次地区层次上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体系层面的战略环境,任何战略取向的改变都需要一定的地区和体系条件。在东南亚具体的次地区环境中,东盟逐渐成熟的地区安全机制以及域外大国的竞合型关系为更多东南亚国家逐渐放弃"追随"战略转而偏好"大国平衡"战略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