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011年,中欧关系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稳定发展。中欧贸易保持良好增长,双方在经贸领域的法律合作加深,但分歧和争端犹存;中欧科技领域的合作继续深化,中欧政治交往呈现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特点;中欧公众相互认知的鸿沟有所加大,但社会合作进展平稳,文化交流逐渐走向战略性和常态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务实合作得到加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总体来看,中欧关系的发展前景良好,但在一些传统领域的分歧仍然存在,并将持续对中欧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中欧主权观分歧及其影响

历史上,主权是欧洲人发明,中国人被迫接受的概念;今天,主权是欧洲人试图埋葬,中国人极力捍卫的原则。中欧在主权概念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分歧。主权观分歧对于中欧关系的影响总体上是消极的,使中欧之间容易孳生误解和争端,使中欧更难在很多双边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使中欧在第三方问题上的多边国际合作复杂化。但主权观分歧并未妨碍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鉴于强化还是弱化国家主权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双方应积极携手管理在主权问题上的认知分歧,通过相互避免、相互保证和相互适应,打破中欧关系中的主权僵局。     

从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看中欧战略关系的局限性

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中欧广泛的战略共识是双方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对于致力于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牵制美国单边主义倾向,推动国际多边合作,提升自身国际形象与影响力的中国与欧盟而言,联合国安理会无疑是促进双方战略合作、实现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舞台。但是在极具重要性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中欧非但很少进行互动与合作,还表现出明显的分歧。本文通过分析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进程以及欧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探寻欧盟本身的分歧、美国的负面影响、中欧双方在战略实践层面上的具体分歧等三方面因素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阻碍和制约。     

反思2008年的中欧关系

2008年是中欧关系的多事之秋。与以往主要是经贸摩擦不同,本年度中欧关系中的政治对抗因素有所上升。围绕"3.14"拉萨骚乱事件,欧洲一些政治家公开支持藏独,并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事态演变最终导致了2008年第十一次中欧峰会被迫推迟。在经贸关系方面,虽然摩擦不断,但仍属正常,并取得较大发展。总体来看,中欧关系并没有因为政治因素干扰而受到严重破坏,大局基本稳定。2009年新年伊始,温家宝总理对欧洲的"信心之旅"更是为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转机。     

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

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充满了不对称性和对称性的复杂关系 ,其中潜藏着挑战 ,也蕴涵着动力和机遇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中欧关系之中。中欧关系中的不对称性表现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等三个主要方面 ,在这些不对称性中同时又包含着对称性 ,并孕育着发展中欧伙伴关系的机遇。中欧双方需要相互理解对方的“方式” ,寻求对称性与互补性 ,创造共赢局面 ,推动合作伙伴关系的继续发展。     

2010年中欧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010年,由于《里斯本条约》的生效、《欧盟2020》战略的问世,尤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欧盟面临着内部调整和外部扩展的多重挑战。在此压力下,欧盟将对外战略东移,开始重点经营与中国的关系。本文回顾了201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认为中欧双方在经贸关系、科技合作、政党外交、社会合作、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进展,在其他领域里的合作机制不断推进。然而,由于缺乏相互的深层了解,中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鸿沟,将对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德国重新崛起之道及其在欧盟及中欧关系中的地位

本文首先归纳了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十方面原因,然后结合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指出德国恰恰因其＂一枝独秀＂而处在风口浪尖,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内部利益和理念之争的重要一方。但鉴于德国的综合国力、其欧洲强国而非世界大国的地位、历史包袱以及欧盟决策机制的约束,德国难以主宰欧洲。文章同时指出,目前中德两国实质性合作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已走在中欧关系的前列,但不存在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的中德＂特殊关系＂。文章最后就如何排除一些障碍或干扰,保持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引领作用,提出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亚欧会议对中国、欧盟、东盟关系的影响分析

亚欧会议促进了中、欧、东盟在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的多边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了中国—欧盟、中国—东盟、欧盟—东盟双边关系发展。中欧对亚欧合作的重视以及亚欧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增强是亚欧会议对中、欧、东盟关系产生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亚欧会议缺乏合作机制,东盟借助亚欧会议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以及欧盟同亚洲国家的价值观有差异,亚欧会议在推动中、欧、东盟关系发展问题上有较大的局限性。中国应加强中、欧、东盟关系,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打下基础。     

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

就后冷战时代的中欧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具有现实主义解释力的视角之一。一方面,这一关系由冷战的历史结构演变而来。虽然冷战的结束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发生了分水岭式的变化,但新的国际体系仍然受到上个时代遗留的体系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本身都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其双边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演化又起着显而易见的反作用。因此,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时而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这一联系将因中、欧力量的增长及其互动的深化而趋强。     

“未来十年的欧盟与中欧关系”——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综述

2011年4月22至23日,中国欧洲学会第八届年会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欧洲学会主办,南开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未来十年的欧盟与中欧关系。本届年会参会人数约150人,提交论文50余篇。与会者主要围绕中欧关系、《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政治与对外关系、欧洲经济发展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大家发言踊跃,亮点频现。年会期间,中国欧洲学会召开第八届年     

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因应对策探析

随着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迅速发展 ,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深入进行、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欧经贸关系正面临广阔的前景。同时 ,欧盟东扩、欧盟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中国入世带来的挑战等因素也制约着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应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实施美欧日贸易平衡等战略 ,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良性发展。     

中欧投资协定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条款设计——基于条款价值的考量

当前,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面临巨大挑战,欧盟提出建立国际投资法院机制,中国正在考虑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在此情况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应该采用何种ISDS机制?通过对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其实践的回顾,本文发现,ISDS条款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作为附属性质的争端解决条款,作为对投资者程序性权利加以保护的实体性条款,以及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附加价值。从当前欧盟的条约实践来看,欧盟似乎迫切希望通过双边谈判推动多边投资法院的构建,而忽略争端解决条款对于解决未来缔约双方相关争议的基本功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原则上可以引入投资法庭机制,但是,一方面不应完全排斥其他ISDS机制;另一方面,应当简化制度设计,使其成为一个确实能够在双边层面有助于争议解决的有效机制。     

Following the Grain: State Formation and Trans-local Grain-trading Networks in the Philippines

With respect to the major approaches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in Southeast Asia, two knowledge gaps are identified. First,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two sets of dualistic conceptual entities may be connected in the often-contentious state formation process between: (1) the ruling minority and ruled majority; and (2) the nationalising state and grain-producing frontiers. Second, ver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role that the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played and how they contributed to the state formation processes. Using a Philippine trans-local grain-trading network as a site of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seeks to fill these knowledge gaps by delineat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 designated as rhizomatic political economy – which argues that Southeast Asian state formation may hinge on the instrumentalisation of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what is identified as their rhizomatic power/knowledge system. They are not just business-brokers in the trans-local grain trade that connects the national capital and grain-producing locales, but also serve as political brokers to implement state measures in regards to food and interior security affairs.     

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突破与局限——评《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

本文首先运用衡量的效度和信度两个指标对《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简称《鉴览》)的衡量质量进行了评估,认为《鉴览》所创建的衡量方法与原先的一些事件数据分析(event data analysis)方法相比,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其次,将《鉴览》一书和传统国际关系史书进行了比较,认为《鉴览》一书不同之处在于对历史事件的分类整理、数量化描述和明确历史事件累积效应的原理和大小;最后,提出了《鉴览》一书在理论上的三个突破是区分了关系分值和事件分值、区分了事件的不同影响力和涵盖了双向事件。而其主要局限在于对历史数据的理论分析不够充分以及定量衡量和定性判断之间存在不契合。     

The new nuclear danger

McGeorge Bundy, William J Crowe, JR., and Sidney D Drell, Reducing Nuclear Dang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1993, pp.107.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lbert Carnesale (eds.), New Nuclear Nations ‐Consequences for US Poli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1993, pp.272.

Peter Van Ham, Managing Non‐Proliferation Regimes in the 1990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New York, 1994, pp.112.     

俄罗斯的韩国学研究

俄罗斯的韩国学研究经历帝俄、苏联和冷战后时期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当前较为完备的科研体系。当前俄罗斯的韩国学研究机构主要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系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等。俄罗斯韩国学研究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有如下特点：学术科研与外交战略趋向密切相关;苏联时期的韩国学研究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强;俄罗斯独立后,学术界观点对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增强;俄罗斯现有的韩国学科研机构得到韩国的大力支持,这有可能影响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关于当代日韩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在冷战体制下,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舞台,因此日韩关系研究历来都是当代东亚区域关系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本文就当代日韩关系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当代日韩关系的特点及日韩会谈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当代日韩关系的历史分期;日韩会谈中的主要外交课题与当代日韩关系研究中的＂战后＂问题;当代日韩关系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等进行了若干探讨,并提出了笔者的管见。     

Prospects and Progress in the Feder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Mr. Mason, who i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London, gave the address that follows at a joint meeting of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and Royal Commonwealth Society onOctober 5, 1961. Sir Gilbert Rennie G.B.E, K.C.M.G., M.C., formerHigh Commissioner for the Federation in London, took the chair.     

The Effects of Urbanisation in South and Central Africa

This represents the bulk of a lecture on the 10th July, underthe Chairmanship of Lord Hailey. Mr. Rheinallt Jones is President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and Advisoron Native Affairs to the Anglo-American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