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爱国者治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大首次把“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香港治理作出的战略部署。文章阐释了这一根本原则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认为从历史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底线；从理论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坚守“一国两制”初心和使命的根本要求；从实践逻辑来看，“爱国者治港”是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代呼唤。这三个逻辑内在贯通，辩证统一，密不可分。     

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

以澳门和内地的客观现实差异,实现完全的法律统一,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和广东之间特别是澳门与珠海之间通过协同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协调和法律衔接创造了条件。澳门和珠海之间协同立法旨在充分利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权和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针对“一国两制”条件下澳门和内地互涉事务纷繁复杂、缺乏经验和范例、不确定的因素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先就互涉领域或需要法律规则衔接的领域的立法事宜取得共识,再通过各自的立法程序制定、修改法律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冲突及其不利后果,因此,协同立法本质上是新型“法制协调立法”。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推进香港人心回归

本文从香港人心状况分析、“一国两制”推进香港人心回归、“港人治港”凝聚人心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在“一国两制”正确方针指引下,如何推进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香港回归祖国,使香港民众经历了一个历史性巨变,兼顾了各方面利益的“一国两制”及凝聚香港人心的“港人治港”等政策的成功实践,消除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的疑虑和迷惘, 恢复了对香港繁荣和发展的信心和干劲。     

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遇到的最严峻的政治局面,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这场风波清晰地暴露了一系列严重妨碍“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的因素和情况。这些因素和情况包括:国家安全漏洞明显、政治体制内“自由”和“威权”失衡、“一国两制”的“另类诠释”存在、香港“核心价值”并不牢固、部分香港人“亲西方、抗中国”固有心态、国家宪法和基本法教育不到位、香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体制的缺失。中央对此已有察觉,并针对部分因素和情况制定了应对之策,从而为在香港全面和准确贯彻“一国两制”营造有利条件。     

国家整合的香港实践——以香港特区新管治主体产生方式变革为例

香港与内地同宗同源,但一个多世纪的港英殖民统治致使部分港人对古老中国的历史认同未能顺利转化为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九七”之后,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也带来了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整合的思考。香港回归后经历过数次国家整合实践,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国家整合的实践过程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两者的产生方式本身也是香港特区国家整合的重要实践。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决定+修法”的模式完善香港特区管治主体产生方式。这是对香港特区进行国家整合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是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有力举措。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综述

全国港澳研究会于2021年2月在北京举办"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专题研讨会。夏宝龙同志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论述,是对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经验的高度提炼,是对"一国两制"实践规律的深刻揭示,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治久安指明了方向。"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是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时代呼唤,要坚持"爱国者治港"的客观标准和要求,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爱国者治港"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前提。香港现行选举制度还不能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修补漏洞。     

九七香港回归与粤港人才资源开发问题探讨

【九七】香港回归与粤港人才资源开发问题探讨张广芳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已指日可待。之后，粤港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两地本已唇齿相依的经济文化联系，将进一步密切。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国际化大都市，九七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将继续保持其国际金融中...     

七日谈

壹,香港地区国安法是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全国性法律。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近日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阶段辨析

本文回顾了中国不断调整对韩政策的背景、过程及内容,指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是目前中国对韩关系的基本定位。同时,对中国对韩政策的前景及面临的挑战作了分析与展望。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纪要

2012年8月26-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以下简称亚非所）在所大会议室举办了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研讨主题包括“中日关系与中日美关系”、“中日相互认识与关系调整”、“日本政府外交中的智库作用”三方面议题。     

“九七”前后香港中资、英资和本地华资的走向与策略

“九七”前后香港中资、英资和本地华资的走向与策略陈恩在香港进入后过渡期的敏感时刻，面对主权回归后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这一崭新政治格局，在香港经济结构中占居显要地位的英资、华资和中资财团，都各自为了今后的前途而未雨绸缪地早作筹谋，规划因应对策。一、英资...     

新时期越南外交

新时期越南外交战略的调整是一个渐进过程。对发展和安全两大问题的理念更新奠定了越南外交战略调整的理论基础。这一调整过程开始于越共“六大” ,基本完成于“七大” ,经“八大”发展与充实 ,至“九大”基本定型。在新时期外交战略指导下 ,越南外交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 2 1世纪 ,在革新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中 ,越南外交面临严峻挑战。     

崔世安当选澳门特首人选

<正>8月31日,竞逐连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以380票当选澳门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崔世安,祖籍广东新会,1957年1月生于澳门,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卫生管理学士、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一直担任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职务并兼任多项公职,是特区政府第一届行政会委员。2009年5月,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东亚合作论坛2007:变化中的东亚与美国"研讨会综述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东亚地区局势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东亚区域外的美国,对东亚的战略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与东亚的关系也将在一定程度发生微妙的变化。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东亚合作论坛围绕“变化中的东亚和美国”这一主题于2007年11月10至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蒙古等国近9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就“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中美关系”、“日本的亚洲外交与日美关系”、“朝鲜半岛形势新变化与韩(朝)美关系”和“东亚区域一体化与美国”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越南与大国关系的若干动向

全面革新开放以来 ,越南“从广交友少树敌”到“愿意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做朋友” ,努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其经济建设服务。其外交实践越来越灵活、务实 ,体现出全方位、多样化的特征。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 ,越南重视与传统伙伴国的关系 ,与邻居国家的关系 ,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但从其近年的外交实践看 ,与大国的关系却一直是优先考虑的重点。可以说 ,越南外交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与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世纪之交 ,在国际、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动的背景下 ,越南与大国关系非常活跃 ,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在此过…     

香港应坚定不移走国际化道路

国际化是香港最独特的优势和命脉,是香港繁盛的基石,也是对我国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国家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支持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在金融、科技、法律、商贸等领域持续巩固国际中心的地位,将中国的影响力传遍世界。然而疫情和中美关系等外部因素对香港国际化表现造成重大影响,尤其与亚太的新加坡相比,香港正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引发民间关于香港是否应继续坚持国际化道路的争议。本文认为,香港必须坚持国际化道路不动摇,立足“两制”和“离岸”优势,充分利用“背靠祖国”的资源支撑,积极对接国家的重大战略,以巩固传统优势与挖潜增量优势双轨并行,重构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独特优势的国际中心地位,从根本上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     

“第三条道路”与朴槿惠政府对朝政策走向

朴槿惠在韩国总统竞选期间与胜选后多次指出,要改善对朝关系,既不继续大国家党李明博政府的强硬政策,也不采取民主党金大中政府与卢武铉政府的“阳光政策。’’,宣称要走“第三条道路”。本文首先分析另外“两条道路”,即“阳光政策”与李明博对朝政策之间的主要分歧。以此为背景,本文从影响朴槿惠对朝政策的因素入手,指出朴槿惠对朝政策“第三条道路”的出发点是要改变另外“两条道路”非“软”即“硬”的做法。总体方向上很可能是安全上继续保持强大威慑与高压态势,但在经济合作等层面释放更大善意与灵活性。在不降低李明博政府强硬政策“硬”的一面的同时,继承“阳光政策”“软”的一面,甚至会更软。最后部分也指出了在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第三条道路”的实施前景。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与推进策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和条件,梳理其互联互通的发展演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对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要素流动、区域协调、社会资源优化、“一国两制”理念新发展等层面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底层逻辑,并梳理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历程,即经历了的守望相助、分散协同、整体联动到共同治理。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能源、水资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特征,发现大湾区交通基础设施“一小时生活圈”基本形成、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逐步构筑、防洪与水资源配置体系逐步加强,“数字湾区”进入快车道,但跨区域政策、市场、管理、信息等协调和互联互通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致使某些基础设施协调合作效应低、通行成本高。基于此,文章从规划治理、协调机制、数字新基建、广深双城引领等方面阐述了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推进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