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性质与特征

从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起源与基本功能来看,公民程序性权利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卫权利,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自然权利性质、基本人权性质、公法权利性质、衍生权利性质是自卫权利属性的延伸。与其法律性质相联系,公民程序性权利的法律特征表现为救济性、防御性、主动性、综合性、相对性等几个方面。     

公民文化权利视域下的图书馆服务体系研究

完善的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实现的重要基础。文章分析了我国目前图书馆服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管理体制各自为政、图书馆信息资源生态失衡。提出了尽快制定颁布图书馆法、加强政府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投入、不断更新图书馆服务模式、加强读者教育等建立我国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具体举措。     

交通运输警务的哲理基础与范畴体系

要构建交通运输警务理论体系乃至学科专业,就必须运用哲学的思维,深入分析交通运输警务的哲理基础,明确交通运输警务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内涵,探索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范畴体系、知识框架和术语系统。作为一种部门学科的哲理研究,交通运输警务范畴体系的构建可以法学和公安学为参照,在明确起始范畴和基石范畴的基础上,推演出基本范畴。交通运输警务的起始范畴即逻辑起点为"交通权",即公民的交通权利;基石范畴为"交通权利—国家义务"关系;基本范畴包括本体论范畴、价值论范畴和实践论范畴。其中本体论范畴的基本问题有:交通运输警务的本体是交通运输的社会经济关系(物质生产关系);交通运输警务的本质是国家警察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对公民交通权利的规制与保障;交通运输警务的实体主要包括规范系统、组织系统、运行系统、设备系统和文化系统。价值论范畴主要包括秩序、平等、安全、人本和效益等五种价值追求。实践论范畴包括职能论、运行论和组织论,是从职能任务、运行机制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探寻警务实践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以实现改进和提高警务综合效能的目标。     

网络进入权评介

网络社会中,公民进入网络的权利是实现很多重要的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条件。网络进入权是一项新兴(新型)权利,指所有人都有进入互联网的权利,以便实践和享有表达和意见自由以及其他基本人权,国家有义务保证公民互联网进入权利的广泛实现,并且不得不合理地限制个人进入互联网的权利。网络进入权有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是独立的权利,强调的是进入互联网的权利,具有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双重属性。网络进入权不仅具备了权利的特征,也具有人权的基本属性,有必要作为一项网络社会中的基本人权来看待和研究。     

公民权利视角下的分配公平正义

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收入分配从本质上来说是权利保障问题,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调节,实质上是以此为基础的权利公平全面建设要求的表现。因此,只有从理念、制度与政策上,切实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实现,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     

公民品格:一种存在论的澄明

道德指向人的存在,关系人的存在形式以及终极生活理想。存在论是揭示道德提供根本性、本真性的根基。公民品格本质上是人在公共生活中能够配得上公民身份的品质,是人之共在的道德证明。人之共在意味着人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中需要处理自我与国家、社会以及他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对公共善的追求,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关心,公民自身应当具有自由、权利观念以及独立人格。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出这些道德品质,从根本上为公民顺畅地进行公共交往,成就健康的公共生活提供担保。     

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看我国政府角色的变换

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政府的转型十分重要。在我国,政府管理的本质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公民和社会更好地服务,以得到公民的拥护,社会的拥护。服务型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选择和体制选择,是一种政府管理新范式,实质上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政府运营的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哲学基础

在对人权问题开展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人们正越来越认识到资产阶级人权论与社会主义人权观之间所存在的种种差别.资产阶级人权论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出发,以抽象的人代替社会的人、阶级的人,以抽象的权利代替具体的权利、阶级的权利,因而无法正确说明人权的起源与发展,不能合理解释人权的本质及特征.社会主义人权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角度去探讨     

论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社会。这个概念反映了两层关系:一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某一国公民意味着享有该国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包括请求国家保护的权利,同时也负有该国规定的义务,包括管理国家的义务;二是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相互尊重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关系下的公民社会,权利意识、平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成为公民精神的重要体现。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精神也在逐渐的培育之中。     

公民身份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及其影响

公民身份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市既是培养公民认同与忠诚的重要中介,又是权利表达与权利斗争的重要空间。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民身份的扩展。在检视城市化发展理论局限的同时,本文还清楚地阐释了当下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价值,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突出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构建公民国家。     

论我国宪法权利限制的实质、困境与对策

尽管享有权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个人宪法权利还必须受到限制。然而，权利限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存与发展，进而实现人的价值。由于诸多原因的影响，我国宪法对公民宪法权利的限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不利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实际享有。因此，亟需从宪法权利限制的原则、方式和具体条文等方面完善我国宪法权利的限制。     

公民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建设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公民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素质。当前,我国公民的法律知识比较贫乏,权利意识淡薄,普遍缺乏对法的信仰。因此,应着重从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完善司法制度和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入手,来增强公民的法律素质。     

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学生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被侵害意识

一、权利意识与权利被分割的定义和研究意义 本文自己提出的题目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学生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被侵害意识。权利意识在这里被定义为:公民对自身应享有权利的理解、追求与范围界定,即个体认为自己应该享有哪些权利,自己的权利范围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应该享有这些权利。权利被侵害意识被定义为: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感知、理解和维护权利的倾向,即是否能够感受到遭到的侵害,如果感受到了侵害,他们凭借什么说这是侵害,如果没有感受到侵害,他们凭借什么说这是正常的。     

以人民的权利与幸福为本：中国共产党的伟力之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要求我们党必须以人民的权利与幸福为本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创造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或称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     

努力促进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

进入新世纪,文化权利理论受到政府、民间以及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对于政府来说,文化权利理论的提出,意味着对自身文化职责的全面检讨,即把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作为政府文化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而对于公民来说,文化权利的诉求与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密切相关,并以此作为现代公民身份     

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性

建立在个体本位以及普遍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论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核心主张为权利至上;该理论在处理国家与公民关系时,遵循中立性原则;在处理公民与公民关系时,遵循平等原则,其实质是形式平等、普遍平等.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存在以下局限性: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权利与责任严重不平衡;自由主义所谓的政府中立性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假的;政府中立性的主张,容易导致公民政治冷漠和公共美德的缺失;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普遍平等观漠视差异性.     

论基于公民住房权的住房政策架构

住房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基本人权所需。以保障公民住房权作为国家住房政策的制定依据,既是履行国家义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国家住房政策效力、避免住房政策出现偏误或波动的可靠法则。住房政策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福利政策。我国住房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当前住房政策只看到了住房的商品属性而忽略了住房的社会权利属性造成的。重建住房政策的公民住房权之基础,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水平,也有助于解决我国住房社会福利体系中的一些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金融危机下农村公民经济权利有效实现的反思

维护农村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如何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村公民持续增收，保障农村公民经济权利的有效实现，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大数据、权利实现与基层治理创新

治理的本质是实现权利。以权利为媒介,大数据与治理形成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干预并驱动了基层治理的创新。依循"合作+冲突"的基本逻辑,按照权利的合作、权力的冲突、权利联合权力的三种途径,大数据从价值、技术和资源等三个维度,驱动着公民权利的实现。其中,权利合作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权力冲突表现为制衡与监察,"合作"权利与"冲突"权力的合作则正在成为一项基本选择。而要提升大数据驱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效率,需要推动基层政务大数据的开放、共享,完善大数据治理的配套法律法规,培育一个成熟的公民群体。     

保障与孵化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程、逻辑与未来

新中国一成立就将保障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工作纳入了政策保障范畴,开辟了基础教育、卫生、就业、残疾人保障等各类专门事业来分项保障公民权利,但分项模式造成了不同类事业之间的割裂性,降低了保障效率。2001年我国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开始将传统的保障政策向更为科学的长效机制转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平台化、集约化、系统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这项彰显中国"权利保障"特色的事业将社会主义本质落实到每一位公民身上,以"行动的权利"来实现并孵化社会主义公民多向度的基本权利。未来需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