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问题

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日趋重要。网络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大致可归纳为 :软件产权、数字文献著作权、个人数据专用权和域名注册专有权等。必须区别情况就法律保护原则、网络著作权和专门立法等问题进行认真研究与探讨 ,从而确定明确的归责原则和立法理念。而且 ,应对该专门立法设定一定的保护权限 ,它应当高于版权的标准 ,而低于专利的标准 ,相应的 ,保护强度应高于版权而低于专利。     

论地方社会救助立法的地方性

地方立法的地方性特征是地方立法的灵魂。地方社会救助立法当然也应该把握好地方性这一特征,以明确地方立法相对于中央立法的定位,防止照搬照抄上位法和同位阶法的地方"二次立法"的出现,使地方社会救助立法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得以发挥。地方社会救助立法的地方性特征应在立法主体、立法权限和立法内容上有所体现。     

商谈法律理论与我国的立法商谈机制

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认为:公平立法乃是具有"自主性"的公民间达成的共识,公平立法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商谈程序和论证规则的基础上,公平立法有赖于公共领域的形成.哈贝马斯商谈法律理论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立法商谈机制存在如下诸多缺陷:立法商谈参与主体的有限性,立法商谈对象的局限性,立法商谈缺乏辩论性,立法商谈重视实用性,立法商谈能力参差不齐.走向更为规范的立法商谈需把握好以下几点:确立主体际的立法理念,保障公民平等的立法参与权,建立合理的立法商谈程序.     

论立法成本

立法成本是指立法过程中的全部费用的支出 ,它有立法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必要成本与非必要成本、总量成本与边际成本、物质成本与精神成本以及立法的自身工作成本之分 ,在立法实践中 ,立法自身的工作成本与社会成本通常发生冲突。影响立法成本的因素有法律规范的调整机制、立法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及立法机制等。降低立法成本是使立法的总量成本有所减少 ,从成本构成看是降低立法的可变成本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及其完善

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指的是由我国特定的立法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认可与变动国际劳工标准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问题,是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影响的具体体现。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适用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在立法方式上,采取"转化"还是"纳入"的方式,缺乏统一规定;在立法主体上,存在立法主体准备不足,参与力度不够的问题;在立法内容上,国内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仍显粗糙。进一步完善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需要在立法方式、立法主体、立法内容等方面努力。     

规范行政立法行为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法治理念下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立法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立法观念上的"官本位"意识和"管制型"倾向,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中不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问题或环节.加强行政立法工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法制保障的对策有: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立法观,改革和完善立法模式,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妥善解决法律法规冲突问题,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程度,建立健全行政立法信息公开制度,完善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等等.     

关于完善我国税收立法体制的思考

税收立法体制是从属于一国整体的立法体制。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具有行政主导、多元化和多极化的特征。完善我国分税制立法体制,一是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分税制立法模式,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二是要整体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环境。     

简论如何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目前哈尔滨市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树立了以民生为导向的立法目标,拓宽了民主立法的途径,设立了立法专家库。当然还暴露出地方立法的一些问题,比如缺乏一定的地方性、操作性、技术支持和监督性。以后的地方立法应该处理好和上位法的关系,突出地方的特色,使地方立法更有操作性,建立立法评估机制,加强监督机制。     

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立法权限探析

省级地方政府立法是我国立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制建设和整个国家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立法数量的不断增加,省级地方政府立法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主要是省级地方政府立法权限范围不明确。进一步规范我国省级地方政府立法权限,完善省级地方政府立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应加强各立法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扩大公众参与;完善立法监督。     

公众参与是行政立法正当性的基础

行政立法虽然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不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缺乏民意基础,因此需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促进行政立法的民主化,只有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才能获得民主正当性,行政立法程序才可能构成正当程序。公众参与必须符合自愿、平等、有效的实质要求。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应当提高立法层次,强化公众参与制度,提高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程度。     

我国立法提案程序中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立法提案程序作为立法的启动程序,直接决定着哪些社会问题能够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可能予以法律规制.在立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确定最有立法价值的议题,就应当通过立法提案程序中多元的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充分博弈和筛选.当前我国立法提案程序中的利益表达基本为机关提案垄断,要打破这种单一的格局,就必须转变国家主导主义的立法理念、改革立法规划制度、扩大立法提案权主体的范围.     

论我国行政立法中的价值合意及其实现

与人大立法不同,我国行政立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而非民选机构,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蔽端显而易见。行政立法民主、行政立法正当程序、均衡立法等观念的确立以及行政立法程序制度、行政立法民主参与制度的完善可以保障价值合意的实现。     

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特质

我国侵权责任法是一部专门性、技术性及思辩性都很强的民事立法。基于其调整对象的复杂性、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多元利益的复杂权衡和多种价值取向的艰难博弈中,侵权责任法吸纳当今中外最新立法、司法经验智慧和学理研究成果并努力将现代立法技术发挥到极致。侵权责任法犹如一座法律富矿,在立法考量、立法理念、立法价值、立法关切、立法逻辑、立法传承等方面浸润着极其深邃的人文气度和极富理性的规则取向,充分展示了颇为独到的立法特质。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立法的定位与完善探析

完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立法是民族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立法尚存在立法自治权行使不足、与同级人大的立法权限混淆不清、地方立法主体扩张后立法能力不足、立法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此,必须从以下方面完善民族和自治地方政府立法工作:充分行使统一前提下的自治立法权,明确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与政府立法的关系,加强民族地区设区的市政府的立法,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立法质量。     

坚持依法执政 重在领导立法

领导立法,符合现代各宪政国家中执政党履行执政职能的一般规律,是由中国执政党总揽全局的主观要求与立法活动的客观属性的辩证统一所决定的,是构建和谐社会创设正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因此,应当成为党实施依法执政的首要任务。党领导立法,应当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应当科学配置立法权限,保障立法机关享有立法资源和履行立法职权,理顺同级党委与人大党组的关系,尊重支持和督促立法机关完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     

我国行政立法后评估的现状与分析

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以来,我国行政立法工作的重点是创制新法,缺少对现有行政立法进行修改、补充和废止。这种发展趋势,尽管满足了行政立法在量上的需要,但却难以保证行政立法对质的追求。因此,为了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我国正尝试建立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并积极对该制度进行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旨在为我国最终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创造条件。     

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思考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监护面临需要立法回应的突出问题: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侵害问题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提供保障,留守儿童面临的监护缺失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填补,新型父母子女关系下的监护权归属需要通过完善立法加以明确。未成年人监护的立法缺失主要包括:立法理念严重滞后,体系体例比较散乱,具体规定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应实现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理念的转变,形成完整统一的未成年人监护法律体系,充实丰富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具体内容。     

论提高立法质量的认识论基础

提高立法质量,是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环节,它涉及立法制度的完善,法律环境的优化,立法活动主体素质的提高等诸多问题。从根本上说,提高立法质量是一个认识,把握立法规律的过程,其涉及认识论的许多问题。本文仅从认识论的几个重要环节,对提高立法质量问题作几点思考。     

论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路径--以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立法路径的选择。立法路径的选择既要考虑立法动因,又要检视立法现状。就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动因而言,根本动因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及其片区的功能定位;直接动因则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推行的改革事项。当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路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主导的"自上而下授权立法",直接导致自由贸易试验区立法的片面性和被动性。为此,应建立"自下而上提请立法"路径,满足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的主动立法需求,以双重立法路径构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律体系,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试验功能"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