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政治意义

中华王朝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推动了自在中华民族的凝聚。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后,中华民族在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走向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完成民族国家构建历程的标志,为中华民族打造了坚固的政治屋顶,中华民族拥有了现代国家形式,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自此,作为国族实体的中华民族掌握了国家主权,成为各民族团结的历史与现实载体,成为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民族政策、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抓手。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政治意义集中体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国族建设,具体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解决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康有为的“国族”构建说探究

"国族"构建是晚清政治变革中的一大核心问题。康有为"国族"构建说的出发点,源于他对"保全"中国的强烈冲动。依托"去种界同人类"的乌托邦设想及"天下主义"的理论框架,并辅以文化、政治、物质整合之具体对策,康有为坚信,作为"国族"的动态、开放、融合的"中华民族"之构建,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康有为显然是文化族群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揭示了一条新的"国族"构建之路--强调文化价值的整合,将"中华民族"视为超越族群关系的政治和文化象征,通过渐进的方式克服帝国内部多元族群及其政治体制所造成的分裂威胁,致力于实现超大型、多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并为未来的大同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毛泽东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目标选择来看,心怀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的未来,探讨“东西文明会合问题”,提出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可行路径。从社会条件来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构建中华民族新文明提供了社会条件、道路方向、指导思想和主体力量。从实践路径来说,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我们党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毛泽东是推动中华文明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先行者,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先驱,是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历史伟人。     

加强对“中华国族”的核心认同

我国国民的民族认同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一是作为本民族归属的认同,而前者无疑是核心认同。应借鉴当今世界其他多民族大国的成功经验,更加注重使那些依然保留着传统意识的各民族成员逐步过渡为现代"公民国家"的国民,真正实现中华国族的国族自觉。     

民族国家构建：国际经验和中国道路（上）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前两节从理论上讨论了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些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尽管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纯粹的”民族国家,然而,只要多数国民认同为一个民族,效忠自己所属的国家,同时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常的、稳定的民族国家了。文章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长期且无终点的过程,其目标和方向是同质化、国族化;而国家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实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文化认同,这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文章还指出,“民族国家构建”还可以分为“构”和“建”两个部分。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来,“构”就基本完成了,而“建”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过程,目的是要努力使这个国家不断向理想的“民族国家”靠近。文章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分析和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包括土耳其、美国、印度、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南美国家,还讨论了跨境民族、国家移民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文章最后两节是关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容,包括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方式,中国民族国家的特点,以及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国家...     

中国国家文化主权及其战略构建论要

国家文化主权是民族国家在实现国家文化利益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最高权力。由于不同的权力要素在国家文化主权构成中的价值地位不同,国家文化主权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核心——外围"的结构态势,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立自主权是构成国家文化主权的核心要素。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意识模糊、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强以及国际文化霸权是中国国家文化主权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中国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既要有以"安全论"为主导的防御性目标,也要有以"建构论"为主导的进取性目标。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秩序的重建,乃是中国国家文化主权战略构建的要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哲学与民族精神有着内在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促进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转换和提升,而且籍此从文化的内核或根基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谐观、社会理想与价值目标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之中。     

新时代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之维

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交往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现代国家政治与社会不断互动、演化的复合产物。边疆地区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回归到边疆地区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进入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的转型、社会发展的变革、文化多元化等因素塑造了边疆社会政治生活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超拔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抽象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融入边疆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使其成为“自然而然”的情感依恋。党和国家要积极寻求将国家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根植于边疆社会个体生活的国家信仰与价值诉求、推动边疆社会振兴发展以增进个体对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信。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

实现中华文明复兴需要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把中华文明复兴放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察和思考。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继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复兴之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模式

"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期盼和表达,其底蕴是现代化的实现。所谓现代化,按照我的看法,如果从哲学层面来说,实质上是"现代性"的塑造;如果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实质上就是完成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构建一种现代社会和一种现代国家。这样,提出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我们要构建一种什么     

论新疆少数民族的“中华国族”认同

国族认同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华国族"是我国的国族认同。受族群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发展差距等的影响和语言文化差异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中华国族"认同还有待提升。加强反分裂斗争再教育、缩小新疆与内地发展差距和密切族际成员交流交往,是提高新疆少数民族"中华国族"认同的有效措施。     

国族建构:中国如何实现对苏联的“否定性超越”

为了构建一个坚固统一的“苏联人民共同体”,苏联从民族利益的经营、意识形态的模铸、政治符号的表意、集体记忆的重构、民族英雄的想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恢宏刚猛的国族建构,然而,在意识形态僵化和大俄罗斯主义主导下的国族建构,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和政治权威的流失,其内在固有的弊疾——过度性、矛盾性、闭合性和单向度——不断凸显,最终使得国家共同体的谋求成为了镜花水月.有鉴于此,我国的国族建构应当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组合体系,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机制、多维互动的族际协商平台.     

论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

现代法治精神的构建是以一定的国家传统法律精神为基础的。中国的传统法律精神是一种法律伦理精神,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律伦理精神与现代法治精神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是中国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必须实现从法律伦理精神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型。     

关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新的政治实践,需要构建政治学话语来总结新经验、供给新知识、产生新理论、推动新实践。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政治学在带来新概念、新话语、新方法、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仍需反思和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话语体系是推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和科学化的需要。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拒斥西方政治学话语,而是要立足中国的治国理政、改革开放、民族国家建构和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政治实践,着力增强中国政治学自身的概念传播力、知识创造力、理论创新力和话语影响力。     

制度理性与国家治理模式的重构——评《经济秩序的制度理性——以转型国家为例》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深化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研究转型国家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对中国建立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行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政策实践价值.     

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培育二题

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转型和大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既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又需要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规范保障,更需要赋予现代文化和现代制度以精神灵魂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力支撑。为此,我们要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科学有效地解决新时期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培育的目标制定和体系建构问题,创建日趋完善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培育平台,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培育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的人口国民化研究

国民是社会人口与国家关系中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也是一种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于近代形成民族国家议题尤其是开启现代国家的构建后,将历史上形成的臣民转化为国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政治过程,一路相伴而行并提供着基础性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国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进,并在改革开放后为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了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脱离了人口国民化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尤其是由其塑造的国民身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及其在此框架下的社会构建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对自身文明进行重新塑造,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进一步的人口国民化并塑造相应的国民,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进程。     

从“天下”到“民族国家”:中国国家观念的古今之变

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文化,中华文化在悠久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自己想象和建构世界的世界秩序图像,即集宇宙天道秩序、人文政教为一体的"天下"体系。当中国仍然深陷于中国朝代更迭的超稳定结构中,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现代性在西方世界加速生长,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公元1500年左右的地理大发现,加速和深化了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与交往。古典中国的"世界秩序图像"无可避免地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相碰撞。这种碰撞既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间的碰撞,也是时间维度上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碰撞带来的历史事实就是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危机。为应对现代性挑战,中国走上了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实现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迄今,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仍未完成。     

试论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代转向

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农村社区及其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自我性"、近现代以来的"国家化、政党化"、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化"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当代乡村社会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转型与变革,城乡社会逐渐趋向一体、融合,与此同时,国家在农村社会治理上的政策及目标也做出了相应调整),这些(变化)都对当代农村社区治理实践带来了较大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内外各种力量的综合推动下,当代农村社区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呈现出"复合化"特征,这些种种因素都在客观上推动着社区治理的现代路向转换。实现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从价值目标、治理理念、治理进程、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制度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