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与开拓：“无限”型与“两合”型行政管理模式之比较

行政管理模式是政府为管理社会而形成的与社会的互动机制，按照社会资源配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无限”型、“两合”型和“有限”型三种。纵观当代中国发展史，我国经历了“无限”型和“两合”型两种行政管理模式。相对于“无限”型而言，“两合”型表现出极强的延续性和开拓性。其延续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首长权力继续拓展；二是继续追求共同的价值取向——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行政层次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成为不变的常量等。其开拓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逐步理清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二是变革了党的领导方武——由党政不分走向党政分开；三是行政系统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四是由依文件行政逐步走向了依法行政。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评析

"理性人"假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假设,对于我们正确地审视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缺陷,构建既能够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又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理性人"假设及以其为核心的公共选择理论也逐渐暴露一些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我们需要以对政府管理或一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人性的多角度审视来超越"理性人"假设,并形成对以其为依据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有效限制.     

良性官民生态: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的基础

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蕴含理念相关的三个问题是:什么是良性的官民生态;社会管理中为什么要倡导良性的官民生态;如何形成良性官民生态,进而形成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倡导良性官民生态之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培养和塑造"积极公民"角色、加快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会管理的"协同共治"。     

“乡政村治”行政体制的利弊分析与改革出路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政村治"体制一方面使农村基层政府行政逐步迈入专业化、正规化建设的轨道,有利于提升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绩效,促进农村基层政府由无限的管制型政府向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历史转型,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基层政府面临诸如"责、权、利"失衡,缺乏有效的合法性生成和增长机制,职能转变滞后,功能定位欠科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脱节等多种矛盾和问题。在"国家社会化"的宏观思路下完善"乡政村治"体制,是现阶段农村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正确选择。     

基层政府服务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角色归位

农地"三权分置"是时代赋予基层政府的基本职责与中心任务,是基层政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其要求基层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指引,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职能为关键,遵循农地产权制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府发展的基本原则,合理调适与定位自身角色。囿于政府双重利益属性、公共管理职能重心偏离、公共服务职能薄弱及相关法律规范缺失的制约,实践中政府管理者角色越位与服务者角色缺位现象仍普遍存在,忽略了服务才是基层政府公共管理的本质,严重制约了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基层政府应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调适自身角色定位,确立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服务行政理念,规制基于资源与权力优势的越位行为,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将角色调适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农民合理化要求上来,真正实现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公正配置,实现基层政府服务角色的合理归位。     

我国实现善治的路径选择

正一、追求善治的责任性价值取向,构建认同型责任政府(一)树立有限责任政府理念"有限政府"第一层面的意思是,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其权力是法律授予的,如果超出了这个权力,就是权力的异化,必然给群众带来损害。"有限政府"的另一面:"有限政府"应有"无限责任意识"。要使社会分担责任,并使有限责任政府能治理出一个良性社会,就一定要求这个政府具有无限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深化“两实”管理工作的构想

创新社会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两实"管理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对人口的创新管理模式,实有人口和实有房屋的信息对于政府决策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深化"两实"管理工作,对促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警务信息化建设,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要义

正我国基层社会管理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行政网络相对薄弱,需要强化政府在基层社会的行政网络来填补。在此背景下,单位制与街居制这两个由政府派生出的基层社会网络承担起了基层社会管理的职能:"单位"负责分配和管理的对象是在职职工和离退休干部,"街居"系统的工作对象是无业者和退休工人。在城市,我国普遍采取了单位制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单位不仅仅是专业化的工作场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救火行政”——“一票否决”指标的本质及其改进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经常使用"一票否决"的指标,从我国各地典型的17种"一票评估"指标来看,无疑彰显了几种规律性命题,即它们是对社会热点问题采取的一种"救火式懒政"行为;是对民怨较大问题采取的一种"救火式庸政"行为;是前现代的"救火式极端化行政"行为;是将绩效关键点转嫁给下级的"救火工具"。这些规律性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方政府的行政模式还未实现从"救火行政"向科学管理的跃升,将来必须实现行政模式升级方可解决"一票否决"日渐泛滥问题。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改革的目标就是把过去管制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把过去无限的政府变成有限的政府。所以建设服务型的政府、法制型的政府,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突发公共事件视域下应急财税政策探究

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社会运行秩序造成的冲击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国家出台应急财税政策防范化解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危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2020年,我国运用一系列应急财税政策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效保障了疫情防控任务的高效落实和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探讨我国现行应急财税体制现状、问题及其优化策略,对于高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十分必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主体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作出了许多新的论断,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补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论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构建路径

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的一个主攻方向。目前我国政府仍存在公共服务投入过少、供给总量不足、效率不高,不到位、公共服务在地区、比例上失衡和公共政策能力缺陷等问题,这种问题在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今天下就会愈加突出。特别在基层政府中,由于它最为直接地与公民相连,亟须改善的要求显得尤为迫切。我国各基层政府不尽相同,各地经济政治人文素养状况差异又较大,特色明显,如何为基层政府选择合理的公共服务型模式并为之构思筑建已成为当前重要的课题。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以苏南区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都包含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苏南地区推进区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现代化建设,是贯彻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国家关于苏南现代化示范区建设规划的现实要求,必须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方式转型和功能升级的实现路径。要强化惩防职能、实化惩防功能、提高惩防效能,促进人心清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考察脱钩改革的历史变迁,“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和“推行政会分开”的改革方式一以贯之,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既培育发展又规范管理、秩序优先于活力的价值排序,构成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脱钩改革带动政会关系从“行政主导”的解构转向“政治领导与合作共治并进”的重构,为此,需要从政治领导关系和合作共治关系两方面对构建适应于后脱钩时代的新型治理制度框架和整合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