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校本课程的开发

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课程模式,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国家课程模式,校本课程成为中小学课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校本课程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促进学生成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丰富了学校的课程内容和形式,促进课程决策的民主化,形成学校办学特色。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开发了具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例如杜郎口教学模式,杨思教学以及蔚县剪纸等等。     

校本课程开发需要学校管理的原因探析

统一性是欧美国家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失败的症结所在,由此,教育研究者提出以校为本的理念,校本课程开发成为课程开发的热点。但校本课程开发需要由人去参与生成,因此就必须要有人去管理、约束。校本课程的校本性、差异性等特征决定了管理应更加侧重于学校管理的层面。同时不论是在理论认识,还是在实践操作中,校本课程开发的确遇到了不少问题,出现不少错误,这就为我们去管理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现实必要性。校本课程开发是适应人的发展需要的,有利于教育的进步,校本课程的开发价值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强管理。     

开发校本课程 力促学校发展——以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校本课程是在学校课程资源基础上开发的、多样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院校进行内涵建设、提升办学层次、增强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措施和手段,对满足学生发展需求、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尤为必要。但在长期的学校发展中,由于重教学轻课程,校本课程开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我校发展的关键时期,充分重视课程建设,开发校本课程,并建立起校本课程开发的支持系统,是保持学校发展后劲的关键要素。     

对高中语文校本课程开发的利弊分析

为贯彻实施新课程标准,学校都在开发和利用高中语文校本课程,为保证高中语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不流于形式,避免走入只重开发而不注重利用的误区。分析高中语文校本课程开发的育人功能,及高中语文校本课程研发的优势所在,校本开发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对课程的解读也存在着些许偏差,因此这需要我们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升,使之日趋完善。     

校本课程建设现状:来自学校自身的调查

校本课程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笔者以学校自评的方式进行调研,了解作为校本课程实施主体的中小学校对自身校本课程实施的看法,对全面把握校本课程实施现状,思考完善策略有意义.通过对长沙市39所中小学校发放自评调查表,结果显示:1)各学校对本校的校本课程建设的总体情况评价良好,组织完善、方案科学、课时保障、课程成效自评分值较高.2)学校之间的校本课程建设存在不平衡的现象.3)课程方案中的需求分析问题较大,校本课程开发基础工作做得不扎实,因此不能为课程方案设计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支持.4)课程门类不够丰富,可供学生选择的余地比较小,不具备较强的适应性.5)课程评价方面,无论是对教师的评价还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工作都做得不够,需要加强.     

浅议校本课程开发

校本课程开发是以立足于学校,服务于学生需要为目的,教师为参与主体而进行的课程开发策略,它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目前我国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加强教师培训、健全校本教研制度、完善课程评价体系是解决现存问题的关键。     

论民族地区普高政治校本课程开发的特殊性

在新课程改革当中,校本课程开发已经成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与差异发展的重要途径。相较于非民族地区,民族地区普高政治校本课程开发承担着奠定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基础与促进民族融洽与团结的双重使命,并在教育基础与教育环境上呈现出明显特殊性。只有正视这种特殊性,科学分析其内涵实质,并在课程管理、课程定位、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方面制定出有效对策,才能科学推动民族地区普高政治校本课程开发工作。     

高等学校网络化英语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借助信息技术建构网络平台,并将教师和学生的博客、QQ 空间与高校图书馆、实验室等链接为一个整体,才能在英语课程的具体实施中体现出网络所具有的无限共享和任意链接等特点.高校英语教师理应致力于实践型英语校本课程的环境建设,以及网络化读写互动教学模式的建构.     

新课改下历史校本课程的实践与反思——以新疆和静地区为例

新疆和静地区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存在问题,对此提出相关策略:关注学术引领并对教师进行培训;以地方特色为根本,因地制宜,自主开发;实行拼课式教学;多组织学生参加户外活动,在做中学;形成合理的评价体系。     

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持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的建设，需要有一支业务能力强，教学理念先进，并且具有团队精神与奉献精神的教师队伍，他们能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上起到带头作用，率先实践新的课程方案。     

省属师范院校新生的责任道德教育

省属师范院校新生的责任意识缺失普遍存在,很多省属师范院校新生缺乏应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修养,这严重影响了省属师范院校新生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分析省属师范院校新生责任意识的现状,提出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是: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责任教育;确立责任感形成的心理导向机制。     

宏观调控下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的探讨

房地产行业的融资问题是影响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宏观调控累积效应的影响下,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融资难度加大.当前,充分发展现有的融资模式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房地产信托,减少银行压力,缓解社会矛盾.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形成的历史逻辑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产生与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道路紧密相关。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近代中国军权私有化的弊端决定了军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成为革命力量;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革命道路决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是"绝对"的领导。     

21世纪是发扬光大自然国学的世纪(下)

2"、独尊儒术"造成自然国学史的大断裂秦汉时期,自然国学与整个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遭受两次大的冲击:一是焚书坑儒,一是独尊儒术。对自然国学而言,从《汉书.艺文志》所保存的先秦诸家的著述看,独尊儒术所给予的冲击远甚于焚书坑儒。     

Silent energy

New Art from China: Part I: Silent Energy; Part II: China Avant‐Garde. An Exhibition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Oxford, 27 June‐24 October 1993.     

浅谈公共图书馆开架下的图书管理——以黑龙江省图书馆为例

针对公共图书馆特点,结合图书馆事业发展以及我馆开架借阅的实践,分别从阅览室藏书内容、布局、排架、标架、整架以及提高馆员素质和责任感,加强图书馆员和读者的信息素养教育,严格的图书借阅制度,读者的宣传教育工作等方面,阐述开架下图书馆的综合管理。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冷战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联邦德国走德法合作道路的决心,促使联邦德国更加密切与法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长效管理机制初探——以四川省“西部计划”为例

"西部计划"是国家引导高校毕业生服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举措,自2003年至今8年的西部志愿者服务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也面临着宣传招募不完善、培训派遣不规范、激励保障缺乏等现实困境,以四川省"西部计划"的实施情况为例,调查分析其现有的体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试从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机制等方面探索"西部计划"长效管理机制。     

The Tragic and the Political: A Parallel Reading of Kostas Papaioannou and Cornelius Castoriadis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astoriadis' and Papaioannou's accounts of the link between tragedy and the political is that Castoriadis insists on a political form (the democratic regime) whilst Papaioannou insists on a social actor (the mass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essay, then, are two thinkers: one whose main interest was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historical and one whose main interest was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arts. Surprisingly, however, the end situation is one where Castoriadis gives us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tragedy and the political whilst Papaioannou gives us a social explanation of the same phenomenon. How can this difference be accounted for? First, distinguishing their respective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political allows us to see that where one thinker privileges restlessness and revolution, the other privileges law and regime. Second, looking at their depictions of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tragedy places them on opposing sides of the couple hubris-dike, in a way that leads to two radically different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relation in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