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身份意义与权能意义：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

大数据技术的变革既深化了数据资源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意义,也引发了各国的"数据主权"之争,国家治理法治化是维护我国数据主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必由之路。身份意义是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的前提,国家对一国的数据当然地享有主权。权能意义是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的面向,应当解构数据主权的权能充实其意涵。针对技术强势地位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应加强有序治理、规范治理和协调治理:在国际层面上,制定统一规则,规范数据主权治理;在国内层面上,探索阻断立法,限制法律的域外效力,调和国家间利益,提出国家数据主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论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政治空间的优化治理——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

网络空间内的政治生态随着技术发展出现了新样态、新问题。网络政治空间内的非正义问题正是其中之一,需要在现实空间正义治理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时代和民众需求的治理思路和路径转型。大数据能够广泛地获取并整合网络空间内的信息和数据,在优化治理网络政治空间、推动网络政治空间正义方面具有独特优越性。大数据的技术治理具有成为“数字利维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被资本、权力、社会滥用。利用大数据治理网络空间必须充分吸纳公平正义价值并受公平正义规范,才能有效防止大数据治理陷入误区。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然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遇到许多新科技背景下的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为应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悄然地进入中国。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技术手段、我国现状及自身特性等四个维度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并从数据分析、信息服务、数据共享等三个方面将大数据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探索治理路径,以期更恰当地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政府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数字治理的主体性困境及其科层制破解北大核心

近年来,数字治理以其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优势突破了科层制政府碎片化条块分割的治理格局,使治理水平得到质的提升。尽管数字治理为国家与社会治理带来了勃勃生机,但同时也陷入一定的主体性困境,如主体中心地位受到威胁、主体意识发展受到阻碍以及主体隐私面临安全危机等。而科层制凭借制度性、专业性、科层监督机制等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数字治理的主体性困境。因此,可借助科层制,通过规范数字治理权力的使用边界,健全数据使用的科层制监督机制,建设以人为本、权责一致的数字治理科层制体系,破解数字治理主体性困境。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的治理

大数据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企业、民众都在大数据浪潮中享受其带来的裨益,但是大数据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基层政务服务中数据碎片化现象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务服务的数据烟囱化、数据丛林化和数据鸿沟化。促进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从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化的数字治理工具主要有三种,即块数据、区块链和主权区块链。治理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碎片化的具体路径在于: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系统化来治理数据烟囱,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集成化来治理数据丛林,以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信息化来治理数据鸿沟,从而实现基层政务服务数据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治理。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与智慧路径

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了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理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乡村治理技术的突破性变革。新时代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场域是科技发展的资源前提、人口流动的场域空置、智能数据的技术支撑。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约束有数字鸿沟与技术主义的技术约束、数据短板与“数据烟囱”的工具约束、数据挑战与思维局限的嵌入困境、人才缺口与制度滞后的治理局限。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技术路径在于范式转变与政策设计的治理更新、数字生存与网络协商的治理完善、网络平台与网络素养的建设提升、网络民主与人技共治的措施创新。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论城镇化背景下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之一,也面临着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的现实问题.本文将以在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新型社区为研究对象,探索社区治理创新以及治理能力提升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框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下,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占有主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治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国家治理是民主治理、法治治理和科学治理,这就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着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建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结合机制,以防止权力专断;着力推进法治化改革,加强显规则的执行和监督力度,以遏制潜规则蔓延;着力实行科学化改革,精细设计和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以堵住机制程序漏洞。     

中国乡村基层治理的演进及内在逻辑

从建国后乡村基层治理的纵向发展来看,我国大体历经了改革开放前的"政社合一"、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和新时期的"多元善治"三个阶段,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治理环境及治理的主体内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不论是过去突出国家行政力量的治理理念,还是如今强调自治属性的治理模式,实质上都是国家在特定的治理环境下实现其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而在当今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原有模式为基础并立足于本土因地制宜的创新探索和以国外成熟的治理经验作为参照并充分与我国国情相互结合的创新探索,为新时期乡村基层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指引和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内容。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