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拆迁纠纷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旧城改造及房地产开发的不断发展 ,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日益增多。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案件问题的批复》的规定 ,对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的解决 ,法律设置了当事人申请裁决 ,不服裁决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或者不申请裁决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两种程序及司法救济途径。当事人有权在两种救济途径中作出选择 ,行政裁决并不是拆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由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的性质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 ,因此将此类纠纷的解决归位于民事诉讼 ,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拆迁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租赁房屋的拆迁补偿安置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提出“拆迁不破租赁”的观点 ,并对“买卖不破租赁”与“拆迁不破租赁”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还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纠纷中的强制拆迁问题 ,以及拆迁人在民事诉讼当中申请先予执行所实施的强制拆迁与行政裁决所进行的强制拆迁的区别进行了分析。     

强制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强制拆迁是近些年来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究其根本，在于其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缺陷。我国应废除涉嫌违宪违法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在立法中明确强制拆迁的概念、内容，严格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为强制拆迁设计切实可行的程序。     

强制拆迁法律问题研究

强制拆迁在近些年来引发了社会矛盾,究其根本,在于其所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涉嫌“违宪违法”。建议废除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拆迁法》,区分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明确强制拆迁的概念、内容,设计切实可行的拆迁程序。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即政府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并辅之以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冲突、法律配置上明显不合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公权已严重地侵犯了私权.为了使二者关系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规定严格的程序;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     

浅谈我国强制拆迁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由于其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一直为人们所瞩目,而政府权力的强制介入又进一步激化了拆迁矛盾,成为酿成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和导火线。如何在强制拆迁过程中兼顾公共利益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     

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对拆迁立法的影响--对房屋强制拆迁的违宪思考

目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据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诸多违宪之处.新的拆迁立法应按照区分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拆迁的基本思路,以利益平衡为指导思想,体现公平和效益,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规范拆迁行为.取消非公益拆迁中的行政裁判制度,非经司法程序不得限制或剥夺公民的财产.     

当前城市房屋拆迂中制度缺失及解决思路

日前，违法强制拆迁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成为规模性、颠覆性破坏宪法和国家其他基本法律以及严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的一大社会公害，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究其根源，以规范拆迁行为的龙头法规——2001年6月15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主的拆迁制度存在着重大缺陷。为此，应从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进存完善。     

行政拆迁中公民非法利益保护缺失问题研究

随着由非法违法强制拆迁引出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案件浮出水面,行政强制拆迁逐渐成为一个全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公民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对其展开热切讨论的同时,法学家们也开始从法律理论的角度对这种暴力拆迁的合法与否深入进行探究。笔者注意到这些探讨中大多关注的是行政机关违法拆迁中的违法行政行为研究,而却鲜有人重视对非法违法拆迁中公民非法利益的保护。对此,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存在缺失。本文试图从行政诉讼角度对行政拆迁中公民非法利益保护缺失问题进行探析,并对行政诉讼失权制度的研究提出若干设想。     

浅析城市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权益保护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最近几年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拆迁中的被拆迁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屡屡受到侵犯,城市拆迁中被拆迁人的利益保护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分析被拆迁人利益保护现状及现实立法中存在的缺失,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放程序存在欠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相冲突,缺乏公益目的和纯商业目拆迁的区分.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被拆迁人利益的建议.完善拆迁许可制度,明确房地产开发商责任,完善拆迁房屋价格评估制度.     

论《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多方面改变了公安执法具体工作方式,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强制辩护制度：域外经验与中国模式

当前司法改革中，强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方式，但尚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制辩护制度与强制指定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域外强制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启动方式、适用阶段、辩护自主性问题以及法律救济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强制辩护制度对于完善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可以在量刑标准、诉讼程序、诉讼全阶段方面着力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违反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可能产生证据资格和程序效力否定性后果，构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选择制度以及健全强制指定辩护质量保障体系。     

强制公民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之间的关系: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公民行为的研究关注于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对组织绩效的贡献.与传统的组织公民行为相反,组织中也存在非自愿的角色外行为,即受到工作场所中的外在压力而被迫做出的强制公民行为.尽管学者针对它展开了不少理论性探讨,相关实证研究却相对缺乏,而关于它和工作家庭平衡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无.本研究以北京两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98份.通过采用Bootstrapping统计方法,结合路径分析的思路来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强制性公民行为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平衡;工作压力在强制公民行为和工作家庭平衡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主动性人格调节了中介及直接作用.该发现不仅有利于更全面、合理地看待员工的强制公民行为,而且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组织可以通过有效抑制强制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提高组织的效能.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立法之不足与完善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在第四章中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该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刑法》第18条有关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仅有实体法规定但欠缺程序法规范的不足。同时,强制医疗司法化的转变也更有利于兼顾精神病人的权益及社会的公共安全。但是,强制医疗程序在适用对象、决定权的归属、权利救济、检察监督等诸多细节方面尚有待更明确的界定和完善。     

论适龄儿童、少年是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孟母堂事件”的再思考

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者）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能力和责任能力。我国义务教育目的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决定了受教育者是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通过对外国宪法、国际人权法文件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可得出受教育者必须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的结论。     

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以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为视角

在我国，一部分行业协会由于法律规定了潜在成员的强制加入而成为强制性行业协会。在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框架之下，此类行业协会所享有的成员管理权在现有法律规定中并没有与一般社团组织权力作出区分，而是被笼统定位于私法权力，并因此在实践中面临困境。实际上，在对强制性行业协会成员管理权的性质定位的路径中，存在着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力的双向展开的可能，并在实质-形式的关联中实现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的融合。     

强制采集人体样本信息立法研究

强制采集人体样本信息作为目前国家机关执法中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行政管理和侦查破案的强制措施做法，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这些涉及到刑事和行政强制的做法却很大程度上缺乏法律法规的授权与支持。因此，现实的需要与依法行政的矛盾就此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行政机关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因此，应当加强相关立法，通过完善的强制采集人体样本信息制度设计来达到强制采集人体样本信息与人权保障的衡平。     

TRIPs与医药产品强制许可制度之新解

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技术转让、投资、就业等原因主张在药品知识产权领域广泛使用强制许可制度．但是应当看到,TRIPs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协调一致和非歧视标准,平衡了消费者和发明人之间的利益,广泛使用强制许可将使这种平衡发生偏移,其结果是使免费使用的被许可人而不是一国境内的消费者受益,并对社会福利造成危害．取消药品强制许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正在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自愿许可就是已经证实的切实可行的一种替代方法,主要的制药公司的捐助计划也给发展中国家的病人带来了福音．     

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理性检讨

世界各国刑法中多将强制猥亵他人的行为加以犯罪化且规定为侵犯公民性权利的严重犯罪之一。我国的刑法仅仅只将强制猥亵妇女和儿童的行为犯罪化。但是,现实中已经出现的“同性相奸”行为无刑法条文可适用的现实已经凸现出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局限。因此,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进行理性的检讨并对其进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刑法“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目的之现实体现。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之中国式论辩——以《行政强制法》(草案)之规定为切入

行政强制执行以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保障行政决定的履行为目的,是实现行政权力的保障制度,对于保证行政决定义务内容和行政目标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现状和弊端,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统一来行使;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再加上司法机关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监督,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法院负担,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有序实现。     

降低逮捕率之我见

逮捕作为一项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诉前强制措施,在我国适用率极高。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司法机关内部业务考评机制的不合理,以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是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的主原因。检察机关应制定严格的逮捕标准,改变执法观念,取消不合理的业务考评制度,加强对非逮捕强制措施的社会宣传和对被害人的说理,完善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以降低逮捕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