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反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之思考

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我国的现实问题,刑法需要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从刑法立法体例出发,要改变将贿赂犯罪统一规范到一个章节中的做法;从贿赂犯罪的构成要素看,要扩大贿赂的内容、对象和行为方式,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规定。     

我国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商业贿赂犯罪规定单一的罪名,严格来讲,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虽然现行《刑法》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受贿罪、行贿罪等等罪名对商业领域中存在的贿赂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但现行立法在商业贿赂犯罪的界定、犯罪主体、对象、法定刑设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     

商业贿赂犯罪范畴的源流及立法定位

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颗毒瘤,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性并已成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商业贿赂犯罪为视角探究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重新建构的重心在于对我国反腐败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构上.因此,有必要对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寻根溯源式的探究与挖掘,力图呈现一幅商业贿赂以及商业贿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以达重构我国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终极目标,实现刑事法治.     

日本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体系的完善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研究来看,现行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已非常完善,只是未把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的行贿犯罪纳入刑法体系,而这是一种政策层面的价值取舍,并不需要专门设置商业贿赂罪这一罪名,也并不需要专设商业贿赂犯罪一节,只需在未来经济发展成熟时,将非国有单位的受贿犯罪和对非国有单位行贿犯罪纳入商业受贿犯罪体系即可.     

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全球考察

各国针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了多层次的立法规制与司法监控。各国刑事立法所归纳的法益深刻影响着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运作方向。英美与大陆刑法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例为我国刑法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指向。需要谨慎采纳谦抑型与积极型的反商业贿赂犯罪司法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提出了全新要求。以比较刑法的视角纵览全球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动态能够为我国刑事司法系统获取丰富的启示。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及其刑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

商业贿赂犯罪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秩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十分严重,科学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及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犯罪的规定存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一致的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将"贿赂"范围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对外国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废除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规定等是我国刑法应予完善的重要内容。     

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演变与协调

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对贿赂犯罪的规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贿赂犯罪刑法规范,经历了数次立法过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立法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需要协调解决。     

论处罚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的困境及对策

电子商务中商业贿赂犯罪有别于我国刑法中的传统犯罪,现行刑法对其适用存在空白地带,给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活动带来了司法困境,为此我国亟需加大侦查力度,完善刑法规定及刑事诉讼和证据规则,改善电子商务的运营环境,从而有效发挥刑法对电子商务犯罪的规制效用.     

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

在犯罪学领域,商业贿赂犯罪有时是指刑法规定的涉及商业领域的各类贿赂犯罪,有时则是指商业领域的贿赂违法行为。商业贿赂的犯罪手段日益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犯罪领域广泛,但也凸显出一定的行业特征,而且,涉外商业贿赂犯罪已经本土化。商业贿赂的产生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防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既包括预防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也包括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对策。     

商业贿赂的界定与刑法的制度契合

商业贿赂已成为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也侵蚀了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亟待刑事法律的规制。鉴于商业贿赂的内涵与外延尚需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界定,刑法应以修正和完善贿赂犯罪的相关构成要件作为制度契合的主要方式,以此积极响应反商业贿赂的迫切形势。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为了准确认定和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需要合理界定"其他单位人员"的范围;修改完善《刑法》第229条第2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定;将单位犯罪纳入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经济受贿罪和经济行贿罪.     

中资企业海外商业贿赂的现状考察与刑法应对

伴随中国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对外投资额的累积增加，海外企业商业贿赂问题日益凸显，严重损害了中国海外企业的整体形象，中国刑法体系应对海外商业贿赂犯罪却严重准备不足。在中国海外投资突飞猛进的势头下，刑法应当承担起打击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维护中国海外企业形象的历史使命，因此，应重构符合经济大国地位的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置符合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特征的罪名体系，强化刑事司法打击力度和国际司法合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

国际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式,而是指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各种贿赂形式,包括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贿赂犯罪.该公约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商业贸易中的贿赂犯罪,构成了全球性反腐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内容.我国应该以参加或签署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     

试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突破性规定，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之立法。     

论影响力交易罪及我国相关立法完善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一种犯罪。影响力交易罪与我国刑法相关犯罪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但仍有一些内容未被我国刑法所调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对影响力交易行为作了进一步规范,但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及有关限制条件等方面应该进行立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

商业贿赂犯罪是伴随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商业领域中愈演愈烈，已经泛滥成灾。在很多行业中形成了潜规则。如何维护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如何确定对商业贿赂犯罪防治的刑事法网？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探讨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与现实选择。     

略论我国反商业贿赂刑事立法的完善

商业贿赂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增加了交易成本,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乃至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为滋生腐败行为和经济犯罪的温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呈现出范围更广、手段更多、隐蔽性更强等特点。现行法律对于商业贿赂的范围、罪名体系、罪状及刑罚处罚的规定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其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设置独立的商业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取消对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目的限制,及时扩大商业贿赂犯罪对象的范围,完善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处罚等。     

论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现行刑法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是以犯罪主体和对象为标准建立的,存在较大的缺陷,为完善这一罪名体系,本文认为必须以犯罪客体作为划分标准,对相关规定进行重新整合,分别纳入公务贿赂罪、商业贿赂罪和行业贿赂罪中。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商业贿赂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普遍性违规现象,是由于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缺乏和我国传统人情社会中商业贿赂的"集体意识"所导致的.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必须在市场稳定和社会正义之间求得平衡.因此,刑法应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理念,重点打击严重的商业贿赂犯罪,而对轻微的商业贿赂犯罪实行"赦免"政策.